《首尔的春天》和韩美关系的教训

高中生儿子最近在一起看完电影《首尔的春天》后郁闷地说：“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没能阻止12·12政变。”很多观众都会问同样的问题。部分人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掌握韩国军队作战控制权的美国是否想过阻止军事政变，如果不是、又是为了什么?

发生政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内部。回顾12·12当时美国的动向，并不是时过境迁的反美主义的变奏。这是为了铭记，与血盟相媲美的韩美关系也摆脱不了名分和实际利益角力这一外交本质。

前驻韩美军司令约翰·威克姆1999年出版的回忆录显示，1979年12月12日晚，时任国防部长卢载铉躲到美军第8军掩体内，与威克姆在一起。韩国军和驻韩美军最高指挥部恰巧坐在了一起。当天出面镇压叛乱军的首都防卫司令张泰完（音）向3军司令李建荣（音）请求出动的首都机械化师团和26步兵师团是处于威克姆作战指挥权下的兵力。但威克姆表示，“现在天还很黑，镇压军和叛乱军之间的误认冲突将不可避免”，表示不允许卢载铉移动部队。有人指出，在卢泰愚强行让前方的9师团进入首尔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决定，表明美国从一开始就无意镇压新军部。

美国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保留对叛军的镇压呢？对此，时任美国驻韩大使威廉·格莱斯汀在回忆录中表示：“把防止12日晚和13日凌晨刺激朝鲜的韩国军队间冲突和民间政府被推翻后韩国的政治自由消散放在首位。但在两者中，我们特别警惕的是前者。”美国的目标是防止朝鲜军趁韩国军部内战之机发动南侵和政变导致民主政局崩溃，但美国却把安保放在了首位。也就是说，美国放弃了道德外交上强调的“民主价值”，选择了“安保利益”。

讽刺的是，当时的卡特政府比历届美国总统都提倡道德主义外交。卡特在1977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即使是标榜反共的同盟国，也不能拥护镇压人权的权威主义政府。对此，美国在1979年卡特访韩前夕，得到了韩国政府以驻韩美军撤离为杠杆，6个月内释放180名良心犯的承诺。

华盛顿的这种氛围因10·26之后发生的1979年11月“伊朗人质事件”发生了巨变。在中东地区失去主要同盟的情况下，在东亚地区不能危及对抗共产阵营的韩美同盟。当年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也支持了现实主义者关于稳定管理韩半岛安全的呼声。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只从国家利益出发对待历届韩美关系。20世纪50年代，在战略利益不大的韩半岛，美国牺牲了约14万名本国国民，介入了韩国战争，这是根据不会袖手旁观共产主义单方面的侵略的道德主义外交原则做出的决定。直视阻止朝鲜侵略、带来经济繁荣的韩美同盟的里面，是道德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的并存，根据情况灵活应对，这难道不是12·12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