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聘用减半、空降高管大幅增加的国有企业

　 据悉，文在寅政府初期大幅增加的国营企业正式员工录用，在2年间减少了一半。这种大幅减少，仅凭受到新冠疫情的打击是无法解释的。公共企业们在减少青年招聘的同时，年薪更高的常任干部人数却在加倍增加，其中很多职位都由亲执政党人士占据。这是典型的“扎钉子”和“回报人事”。

　2019年，35家国营企业的正式员工招聘人员为11238人，去年为5917名，减少了47.3%。韩国铁道公社在2年内减少了64%，大型公共企业的招聘人员大幅减少。虽然受到新冠疫情直接打击的交通、旅游领域国营企业无可奈何，但其他国营企业的录用减少是因为非正规职归零、抑制过度的公共服务费用等政府政策的副作用导致收益结构恶化，导致录用余力减少。

　在很难增加雇佣的情况下，被政府要求创造就业岗位的国有企业却只增加了“体验型实习生”的位置。在没有续约或转为正规职的情况下，那就是工作1~5个月的短期工作岗位。虽说招聘时会给予加分等，但大部分都是单纯重复的业务，而且实际录用的情况很少，因此青年们也不太喜欢。但政府却表示，今年将公共机关的体验型实习规模增加到22000名以上。

　对于青年来说，狭窄的国营企业就业门，是向大选阵营、意气相投、共同民主党人士敞开的。国有企业常任理事人数从2019年的45人增加到了去年的91人。现政府执政以来，年薪过亿的金融公共机关的机关长、理事、监事等亲执政党人士超过60人。从去年开始，不具备专业性的空降人事正在增加。这是受环境部黑名单事件的影响，即使政权更迭任期也要干满的可能性增大而出现的“新型铁饭碗”。

虽然因为业务特性而被允许得到垄断地位，但国营企业却是无可争辩的企业。如果销售额增加，生产效率和收益性得不到提高，就很难扩大雇佣规模。从“工作岗位是民间创造的，这是固定观念”的错误前提出发，一直压迫公共企业增加工作岗位的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导致雇佣梗塞的回旋镖。由于这种错误的政策副作用，国有企业变得不健全，到了任期末却继续派遣“空降”政界人士，真是无耻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