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相信“韩国式防疫”，导致韩国政府疫苗应对成为“事后诸葛亮”

　 国务总理丁世均昨天表示，除了已经签订供应合同的阿斯利康疫苗外，辉瑞、强生、莫德纳的疫苗在明年第一季度（3月）之前很难在国内接种。有人指出与从本月8日开始陆续进行疫苗接种的海外相比，韩国国内接种较晚，他对此表示，“7月份政府内部建立了疫苗工作组，当时确诊者人数在100人上下，因此没有想过要提高对疫苗的依赖度”，坦率地承认政府的应对过于安逸。

　韩国政府当局本月8日曾表示，“截至明年秋天，已经或正在签订4400万人份的合同”，其明细是阿斯利康1000万人份、辉瑞和莫德纳各1000万人份、疫苗共同购买国际项目“COVAX”1000万人份和强生400万人份。其中，目前签约完成的只有阿斯利康疫苗，据丁世均透露，“早则2月迟则3月”开始国内接种。但是，哪怕是阿斯利康疫苗，由于政府与制药公司签订的购买合同中没有明确具体的引进时期，因此有人担心阿斯利康疫苗会被推迟。也就是说，政府此前一直保证的“2、3月引进”的依据，只是福利部长朴凌厚上个月从阿斯利康最高管理层那里得到的口头承诺。

　韩国政府的疫苗确保战略在8日首次发表时，还只是“观察其他国家疫苗接种的副作用后再宽松地进行接种”，但在遭到舆论汹涌批评后的18日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变成了“迅速推进”。问题是发达国家争相确保疫苗，导致确保疫苗的余地急剧减少。政府难免受到批评，因为尽管专家们指出事前应该充分确保疫苗，政府依然过于安逸地进行应对。

　疫苗被认为是控制困扰全世界的新冠疫情的最终解决方案。即使为时嫌晚，也应该动员所有民间和政府的力量确保疫苗，同时在引进疫苗后提前就各种情况做好准备。流通疫苗、确定接种顺序、验证安全性、应对可能的副作用等过程都要统筹考虑。韩国政府一直引以为豪的“K防疫（韩国式防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民自发性的参与。要想减轻国民因新冠疫情而疲惫的不安情绪，政府需要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并事先做好准备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