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了世界的名古屋世乒赛▼
1972年，在日中战争结束27年之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后一直处于东西冷战最前线的两个敌对国家，扭转了外交局势。为了探寻使两国做出决断的背景，我前往北京走访了当时的历史见证人。
穿过气温在零度以下的街道，从中心区来到了稍微靠近城南的国家体育总局所在地。见到了60年代闻名遐迩的中国乒坛健将、现在担任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的徐寅生。会议室里陈列着各种纪念品。1971年春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的优胜杯也在其中。
正是这次世乒赛成为了推动世界形势发展的美中乒乓外交的起点。
大赛之前，作为比赛场馆的爱知县体育馆就已引起世界关注。原因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一直没有参加大赛的中国，此次是时隔6年的参赛。徐先生是教练。他回忆道，“周恩来总理当年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严密的警备下，中国队背负着促进日中友好的使命来到日本。
而场馆的另一角，另外的齿轮开始转动。中国代表团干部接到美国乒乓球协会干部投来的球。“（听说中国在大赛后邀请加拿大等队访华）能不能也邀请美国队啊”。美国是正在越南发动战争的敌国。难道是真的？让人半信半疑。但负责人还是向北京做了汇报。
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面临抉择。有关此事留有这样一段趣闻。外交部提出意见，认为“为时尚早”，毛也同意了。但仍旧继续考量。第二天美国队即将回国。毛吃过晚饭，像往常一样服用了安眠葯准备睡觉。就在这时他改变了主意。于是对护士长说“邀请美国队来”。但是，因为毛以前对护士长说过“服用安眠药后我说的话不算数”，见护士长没有动，毛便着急地说“不快点通知就来不及了。”
4月7日，名古屋发的新闻震惊了世界（照片）。中国代表团宣布邀请美国队访华。两天后，美国队经香港赴北京。3个月以后，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接着翌年2月，尼克松总统实现访华。
徐先生说，“中日关系也好，中美关系也好，名古屋是转折的起点”。
■ 围绕苏联、越南 美中抱有相同的忧虑
当然，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并非瞬间发生逆转，是共同的利益促使两国逐渐靠拢。
当年美中接近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有益之处呢？曾就乒乓外交舞台内幕著述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钱江如是说：
“结果超出预料之外。美国强烈希望结束越南战争，和我们一致。台湾问题尽管不能立即解决，但也不致于更加恶化，这一点也很清楚。毛泽东主席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即美国也害怕苏联，可以和美国联合对抗苏联。”
当时，中国也害怕苏联。中苏间的对立自50年代起日趋恶化。1969年位于中苏边境乌苏里江的珍宝島发生两国军队武力冲突，中国做好了战争的思想准备。边境居民向内陆迁徙，北京以及各地都挖了防空洞。因国境线很长，要防范攻击并非易事。
更何况南面的越南战争还在继续。
“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经济滑坡。长期支援北越已不堪重负。尽管希望结束战争，但又很难找到好的谈判时机。”
钱先生说，美政权当时已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对国内反战运动一筹莫展。两国该如何接近？创造了这个时机的是名古屋。
■ 背后受力的日本 短短3个月内签约
然而，如此美中接近向日中背后推了一把。
基辛格背着同盟国访华，使日本受到冲击。反之，由于美中接近以及随后不久中国加入联合国，加快了日本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1972年7月6日，新上台的首相田中角荣明确表态要加速实现邦交正常化。
读了报纸的周恩来总理召集中国外交部相关人员开会。其中担任周总理翻译的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效贤也在座。王女士回顾起周是如何指挥对日外交的。
“周总理问大家，应该如何回应田中首相为好呢？大家纷纷表态。总理都不满意。我也发表了意见。最后总理亲自写了一份报告呈交给毛主席。”
周的想法9日公开亮相。在欢迎民主也门政府代表团的宴会致辞中提到了田中讲话。“这是值得欢迎的”。双方开始紧锣密鼓行动起来。
9月25日，田中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访问北京。围绕战争赔偿以及台湾等问题和中方经过激烈的争论，4天后签署了邦交正常化的日中联合声明。
在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潮流中，日中之间也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然而王女士强调说，日中间将近20年的民间交流的积淀对实现邦交正常化功不可没。
王女士说，“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封锁政策，不与新中国交往。在这种环境下，从贸易开始，民间交流先行，带动了政府。‘以民促官’才是中日关系的特征，是真实的”。
毛泽东的威信也很重要。众多中国人失去亲人，或受过日本人的屈辱，国民对日本的仇恨刻骨铭心。当时在全国范围开展了邦交正常化的宣传活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让德国支付巨额赔偿反而招致报复心等为例，谋求国民理解。国民因对毛怀有深厚信赖，做出了积极的反映。
■ “添了麻烦”翻译欠妥引发不快
围绕联合声明进行会谈时，有过几次激烈交锋。“添麻烦之说”是插曲之一。
访华团抵达北京的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欢迎宴会。田中首相致辞谈及日中战争时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日方翻译日文的“迷惑”一词时，使用了中国话“麻烦”来表示。
但是，“添了麻烦”这种说法在中国多用于轻微的道歉。中方出席者大多数人感到诧异，他们原以为会听到有分量的谢罪用语。
当时，坐在周总理身旁的是周的另一位日语翻译，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顾问林丽韫。
林女士也觉得不恰当。“感觉翻得不好”。这时，听到为各国大使做英语翻译的唐闻生女士低声说“这也太轻描淡写了”。林女士也点头表示有同感。
周总理安静地听完讲话。但是，次日会谈时很生气。“‘添了麻烦’这种措辞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在中国，麻烦只用于很小的事。”
据中国外交部张香山顾问（当时）说，田中解释说“日文的‘迷惑をかけた’有真心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的意思”。田中本人回国后也在自民党两院议员总会上说，“我做了说明，它在日本表示着今后决不再犯的强烈心情。”最终决定联合声明的表述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但是，当年翻译致辞时为什么没有使用对方能够理解的用语呢。本想采访当时担任翻译的原外务省职员，但被拒绝了。
当时是外务省小组成员之一、现广岛市立大学广岛和平研究所所长浅井基文说：“邦交正常化谈判是顶级机密，召集的是内部要员。但主要干部不懂中文，没有人能从政治的层面对译文把关。”
林女士说，“背后有深受其害的大众的声音，总理不可能接受添了麻烦的说法。”
欢迎晩宴是日本领导人战后初次面对大陆的各位人士表示反省战争，开拓未来的场所，然而在场的中国人并没有领会到田中致辞中所表达的心情。
◇
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本与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中国在那之后仍然随时警惕日台动向。如果台湾闹独立和中国发生战争时，美国介入，日本难道不也会支援同盟国美国吗？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也许会再次与日本敌对。中国甚至抱有这样的担心。
邦交正常化36年。日中关系取得巨大进展，但围绕台湾问题和历史认识的摩擦仍时有发生。
▼ 毛泽东（1893～1976） 率领中国共产党，通过内战打败国民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21年出席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1935年遵义会议掌握党的主导权。抗日战争时期提倡国共合作。另一方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建国后推进社会主义，因推行冒进的大跃进政策失败，加上自然灾害，损失重大。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国内建立了绝对权威，但后来的历史决议指出，“（文革）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
▼ 周恩来（1898～1976）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毛泽东一起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贡献。1917年1919年在日本留学。在京都•嵐山存有回国前夕的诗作“雨中嵐山”石碑。建国后任总理（有一时期兼任外长）活跃于政界。1954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有重访日本的意愿，但因病未能成行。
日中联合声明要点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且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请求
▽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记忆的形成 / 四岛一揽子归还▼
日苏恢复邦交时悬而未决的北方领土问题。日本政府长期高举“四岛一揽子归还”的旗帜。谈判方针虽然改变了，旗帜的余像却并没有消失。
“旗帜”已被降下了吗？
■ 1991年“灵活对应”的转换方针
曾居住在北方领土的原岛民们成立了名为“千岛齿舞诸岛居住者联盟”的团体，提出了早日归还和财产补偿等要求。在去年5月的全体大会上发生了微小的异常变化。议事日程刚一结束，根室支部青年部的干部们突然走上台开始宣读“表明决心”书。
让与会者更为惊讶的是表明决心书的以下一段话。
“作为我们无论如何都希望领土问题能在原岛民还健在的时候得以解决。但是，以迄今为止的“四岛一揽子归还”运动是无法打破现状的。正因为如此，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展开运动。”
战后，日本政府长期坚持“四岛一揽子归还”的口号。只要一提起北方领土，就自然会想到“四岛一揽子归还”。通过从冷战时代兴起的由政府和自治体主导的运动，这种固定模式已被深深地植入人们的记忆中。
就是说，第二代的岛民想要开始改变这种状况。参与起草表明决心书的滨屋正一先生表示：“在原岛民相继故去的情况下，我们第二代必须把运动继承下去。我们并非是要放弃‘四岛’，只是想要开展真正能使岛归还回来的运动。”
根据联盟的调查统计，原岛民有半数以上已不在人世，仍健在的人平均年龄也已超过了74岁。对迟迟不见进展的领土谈判怀有最切实危机感的是与北方领土一海之隔的根室的居民。
其实，日本政府早在苏联即将解体之前的1991年秋天，就已经降下了“四岛一揽子归还”的旗帜。取而代之的是向苏联•俄罗斯方面传达了“如能确认四岛的主权归属日本，那么实际的归还时期、方式以及条件等可灵活对应”的方针。要求“四岛一揽子”归还和承认对“四岛”的日本主权之间有着很大差异。
尽管如此，仍不能说这一谈判方针的转换在日本国内得到了充分的理解。而对如此差异不知是了解还是不了解，即使已过去多年，时至今日政党干部的口中还是不时地发出“四岛一揽子归还”的言论。
在今年2月7日的“北方领土日”那天，如往年一样在东京•九段召开了“要求归还北方领土全国大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民主党国际局局长岩国哲人如是说，“我还是要代表民主党向各位转达这样的信息，北方四岛一揽子归还是我们所有政党的共同意愿。”
在民主党内，鸠山由纪夫干事长于去年2月表示，“一揽子归还四岛的要求，一千年也不会改变。”“意愿”和“谈判方针”或许有所不同，但作为原岛民的人们对如此相互矛盾的发言会怀有怎样一种心情呢？
■ 民族主义的强烈磁场
那么，为什么“四岛一揽子归还”还是挥之不去呢？
曾经具体参与领土谈判的作家、原外务省主任分析官佐藤优介绍说，“由于民族主义一般在当时阶段的最强烈要求会成为正确的要求，相比‘阶段性的归还’，理所当然地会要求‘一揽子’归还。”随即指出的是日本政府的解释力度不足。“在领土问题上只是限于少数人在决定政策，缺乏负责解释这样的观念。”
日本举办“北方领土日”之际，俄罗斯各大报刊均突出报道了领土问题。
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政府的有关人士、研究学者们一起交谈时，意识到了另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接受战败事实”。
无论日本方面怎样强调国际法上的正当性，俄罗斯方面总是以这样的理论来对抗：“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为什么日本就是不接受战败这样的现实呢？”因为有日俄战争中被打败并被迫割让了领地的记忆，所以上述观念在俄罗斯无疑早已根深蒂固。
但是，正因为如此，对战后的日本而言，北方领土问题也是向战胜国提出的异议，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因为战败难道就必须容忍一切不合理的事情吗？不是的！特别是对付处于冷战时期的苏联，提出这样的论据是无需任何顾忌的。
北方领土问题至今仍处在这样的强烈磁场中。为将其定位于“国民的夙愿”而依赖民族主义是有效果的，但越是与民族主义深深连接在一起，也就越是难以妥协。
某位俄罗斯政府高官的谈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战争过程中一定会产生胜者和败者，问题的产生也恰在于此。在传统性的思维方面，无法超越民族主义。超越民族主义只有双方关系的发展。为此，需要以另一种眼光去观察对方的重要性。”
（佐藤和雄）
▼原外交官东乡和彦“二岛归还论是误解”▼
从根本上说，可以感受到一部分外务省官僚的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维，即认为只要在“四岛一揽子归还”和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持续坚持强硬的主张，就不会招致来自国内的非议。
2002年4月被免去驻荷兰大使职务的东乡和彦在去年5月出版的《北方领土谈判秘录 错过的五次机会》（新潮社刊）中这样写到。
东乡先生曾担任苏联课长、欧洲局长等职务，几乎一直参与自戈尔巴乔夫以后的领土交涉，一心想推动问题的解决。但是，却因为与众议院议员铃木宗男携手合作、给推进俄罗斯外交招致混乱的理由被逐出外务省。
谈到执笔该书的动机，本人表示：“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日苏关系开始启动的，又是为何托底的，我认为必须向国民有所交代。不然我会死不瞑目。”书中详细地披露了导致被免职的经过及自冷战结束前后十几年间进行交涉的内幕。
尽管如此，是否还是应该将从“四岛一揽子归还”的转换更加耐心细致地向国民加以说明呢？
“一考虑到对手俄罗斯，没有必要就一定要说‘让步了’。我们一直在议论说正义百分之百在我一方，降下这面旗帜只能于我不利。只是回顾起来，以前如果向实力雄厚的议员及有关运动团体做更进一步的说明，可能情况会更好。”
之所以进行如此反省，也是缘于自身提议以1956年宣言为基础的并行协议方式在日本国内曾被指责为“二岛归还论”。东乡先生强调那是一种误解的同时，再次说明了自己的主张。
“总之，只要不开始进行协议，不进入口，你就无法到达出口。”
▼北方领土
1945年8月9日，苏联无视仍在有效期内的日苏中立条约而对日参战。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后的8月28日至9月5日期间，占领了国后、择捉、色丹岛和齿舞诸岛。日本政府在战后将这四岛称为“北方领土”，至今仍在向苏联•俄罗斯要求归还。
根据千岛齿舞诸岛居住者联盟的调查，截止于1945年8月15日，四岛上共有3124户、1万7291人生活在那里。总面积为5036平方公里，比福冈县还要大一些。
▼旧金山和平条约
正式名称为“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1951年9月8日于旧金山签订。1952年4月28日生效，日本恢复了独立。但是，这只是美国和其友好国家间签订的片面媾和条约。在与北方领土问题的关系方面，第2条Ｃ项中规定，“日本国放弃对千岛群岛以及日本国由于1905年9月5日的朴茨茅斯条约的结果而获得主权之库页岛一部分及其附近岛屿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及请求权。”条约的草案由美英拟就，因苏联签约的可能性已不存在等原因，日本放弃后的归属方没有明确记载。并且，千岛群岛的定义也没有明确表明。日本政府在批准条约的国会上，答辩时指出千岛群岛中也包括“国后•择捉”，但后来又对此加以否定。
▼访谈20位有识之士（18）--我选出的10件大事▼
■ 取决于朝鲜半岛的东亚结构
东亚历史的结构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加以考虑。一是较大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关系。第二是大国与其周边的小国及地区、琉球及台湾、阿伊努人居住地等的关系。三是与西方列强的关系。
鸦片战争是中华秩序崩溃，进而向近代秩序转变的转折时期。在“华夷秩序”中不存在国民国家。围绕着“中华”这个中心，周围的琉球人、满洲族、阿伊努人等过着几乎完全独立的生活。
就在这时，西方列强侵入，中华秩序受到破坏。作为国民国家，中国、日本和朝鲜形成，较小的民族被吸纳进去。将第1次、第2次鸦片战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意在使上述过程更加明确。
如果将日清（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称之为“第1次朝鲜战争”，那么原本未经发现的侧面就会显现出来。上述战争是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东北亚战争”。
19世纪以后，东亚的地缘政治学问题常常是日中两国如何与列强保持力量平衡的问题。而且，日中关系甚至于整个地区的力量结构是由位于两国之间的朝鲜半岛的命运来决定的。在此我们稍作理论上的跳跃，目前的状况也完全如此，今后的日中关系同样取决于北朝鲜形势的发展。
第3项是“东亚革命”，在此我想说的是，俄国革命与凡尔赛条约对东亚产生了影响。作为结果表现出来的是反抗殖民主义的新民族主义。很好的一个例子是朝鲜的三一运动，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在日本也发生了米骚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变得强大起来。虽说每一件事规模都不太大，却对整个东亚的思想与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认为战争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满洲事变。满洲事变爆发后，想避免日中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就变得相当困难了。
与其说原子弹的投下是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终结，我倒宁愿将其视为冷战的开始。这是20世纪的世界当中极其重要的事件。
与其只看第2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对日本的占领，倒不如放眼整个东北亚考虑问题更好些。如果只看日本，那么因占领而实现民主化的一面就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要是看看冲绳和韩国，受压抑的一面就显现出来了。时间上暂且截止至冲绳回归，然而时至今日，美军的军事基地依然很多。
我将“中国革命”作为一个长期事件来把握。我想，如果从世界史角度看，那曾是一种规模宏大的社会实验。付出了大量牺牲的代价，结果中国国内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经济平等。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就建立在这样的平等基础之上。
第2次朝鲜战争的地区性影响尚未被充分认识。不局限于经济“特需”的影响应该曾经存在过。
1959年到1960年是一个大的转折时期。在日本，虽然曾经有脱离美国的“独立”动向，但由于安保条约的修订，事情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与中国断绝关系的程度加深了。另一方面，中国脱离苏联成为第3大国，亚洲的力量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看目前的状况，中国的经济大国化这一问题十分重要。日本对此如何在文化、意识层面上应对，意义也非常重大。
（采访者•吉泽龙彦）
1951年生于英国。从阿伊努人、在日朝鲜人等广泛视点研究日本的近代。近作有《逃往北朝鲜》、《从边境远眺》等。
“我选出的10件大事”
①鸦片战争
②第1次朝鲜战争（1894－1905）
③东亚革命（1917－1919）
④满洲事变
⑤投掷原子弹
⑥占领东北亚（1945－1972？）
⑦中国革命（1927－1949）
⑧第2次朝鲜战争（1950－1953）
⑨东北亚力量平衡的变化＝中苏对立、日美勾结（1959－1960）
⑩中国的“经济奇迹”（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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