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例1
2000年初，某中央日报一位媒体人士从平时关系亲密的国家情报院高层有关人士处得到了“打手机时要注意”的忠告。该有关人士说，国情院引进了可以窃听手机的新机器。因此，对话时要注意。该媒体人士说：“当时，我感到一阵害怕。”
#事例2
1999年的某一天，大国家党高层官员助理A某在国会议员会馆办公室为打电话提起电话时，吓了一跳。因为，从电话中传来自己在前一天与外界人士通话的内容录音。
A某说：“情报机关录音的对话内容有可能因技术失误，通过电话机而泄漏。”
5日，通过国情院的发表，暴露出在金大中（DJ）政府时期也进行非法窃听、监听及窃听手机的事实。那么，究竟对谁进行非法窃听、监听，得到的情报又如何使用？
▽窃听对象是谁，情报如何使用=国情院表示，由于相对于历届政府，其窃听对象和规模小，相关资料均已销毁，再加上有关负责人拒绝提供情况，无法了解具体的内容和对象。
但从上面提供的两个事例中可以看出，金大中政府很有可能对重要政治家、对政权持有批评立场的主要媒体人士、高层官员进行了广范围的窃听、监听。
国情院院长金升圭也于当天表示：“在担任法务部长官时，我曾担心被窃听。”
有人说，当时，有可能就窃听、监听对象制作了“黑名单”。
国情院发表说，直到2002年3月进行了窃听。从这一点看，很有可能对当时各党大选候选人也进行了窃听、监听。从情报机关的立场看，大选发展方向无疑是最关心的问题。
但国情院否认说：“在国民政府时期没有对朝野候选人进行监听。”
预计通过非法窃听、监听获得的情报也报告给了极少数权力核心人士。
据悉，实权人士作为“恐吓手段”，使用了窃听资料。他们对具有权力批评倾向的媒体人士说：“我们知道一切。”虽然作为压迫在野党的手段使用的可能性很大，但尚未得到确定。
有迹象表明，窃听资料还被用于权力内部斗争。政界一位有关人士说：“在权鲁甲、韩和甲之间出现矛盾时，因国情院一位次长级人士表示，对青瓦台周围人士和金泳三亲信进行窃听、监听而引发了问题。”
▽是否向金大中报告=国情院就金大中是否知道非法窃听事实及是否进行了报告问题表示：“金大中总统明确指示，停止非法窃听行为。所以没有向上级报告。”
金大中的秘书官崔敬焕当天表示：“（金大中）是前中央情报部和国家安全企划部的最大受害者。因此，他指示历届国情院长取消窃听、政治检查、监视工作及拷问。直到退休为止，他一直强调这一点。金大中总统从没有接到关于任何非法活动的报告。”
前院长辛建当天在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根据金大中的指示，停止了非法窃听。在担任第1次长时也没有接到关于非法窃听的任何情报。”
但有人指出，很难相信作为权力机关的首长和最高权力者，对国情院非法搜集情报活动毫不知情。
鄭用寬 yongari@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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