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某高级官员30日终于叹了一口气.‘夜来安然无恙否？’又重新成为汉城官场上问候早安的话题.
在岌岌可危的政局之下，他的叹息包藏着执政党人士的焦虑，如果不强制作出紧急对策，情况肯定会更糟。可是又从甚么地方做起呢？怎样解决？感觉方向的丧失形成一种毫无头绪的焦虑.
这种方向感的丧失意味着国政中长期战略的制定与推进，以及协调‘青瓦台──执政党──政府’的执政指挥部出现了异常情况.
协调民主党与青瓦台的途径大致有五种：△党的领导层──总统政务首席秘书官 △党的领导层──总统秘书室室长 △党的基调室室长──总统 △党的三大重要人物──总统（每周报告一次）等的正式渠道 △‘主要亲信’──总统的非正式渠道.
问题在于，像这样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各种情报、政策的报告和建议形成了竞争.因为‘失实的情报，没有得到验证的政策，以及时而互相冲突的情报与政策虽然成为报告和建议的内容，但因没有‘过滤’真伪的措施，这将导致国政混乱.
最高委员会议的协调机能也是不着实质的过份奢望。虽然有许多这样那样的意见，但因最高委员间的看法各有很大差异，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也互有分歧，所以很难把意见统一到同一个方向上去.
政府与执政党间的协调机能则更加脆弱.仅从最近制定‘减轻农渔户负债特别法’引起的争论，就可见一斑.当初，政府以‘特别措施’来平息农民的不满，后来，仅因农民于11月21日占踞高速公路进行激烈的抗议示威，遂答应制定特别法. 对此，就连民主党内部也有许多批评之声.
‘医疗大乱’也与之相似.保健福趾部长官拥有全权、医疗费上涨和国库支援地区医疗保险的正式讨论是在‘大乱’发生四个月后的10月份才进行的.在此期间，政府像‘对哭孩子喂奶’那样，一点一滴地逐渐提高了医疗费，并以提高的医药费劝说医疗界，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至今‘医疗大乱’仍在进行.
从这两件事呈现出的党政问题大致有两个：首先， 政府对农民和医生的集体行动缺乏正确的推测和分析.如果把政策的决定过程分为‘输入（推测及投入）’与‘输出（决定及产出）’，那在输入的过程中响起了‘危险的信号’，‘输出’过程也是如此.虽然农民与医生的要求不是最近这一两天才发生的事，在解决的过程上，政府却毫无原则般地，被牵着鼻子走.
政策决定后，监视与监督实施过程的管理机能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最后，在‘推测──决定──管理’政策机能的所有三个阶段中都出现异常迹象.
时下出现了对现政权的这么一种说法：‘指挥部’是不是名存实亡？总统秘书室也只是履行与党政单纯的联络机能，完全无法主导协调工作.
‘现政权都是各自为伍.’的说法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就是说，不管是谁占据着什么样的位子，过去的政府机制可以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其作用.现执政党的毛病是实际上已掌权三年，却仍无法脱离在野党的‘体质’.
此外，现在国务会议等各种会议比历代任何政权都要多，包括执政党人士在内不少人在怀疑这些会议的工作效益。有人指出，事先没有综合地讨论政策纲领，也没有进行充份的协调而草率召开会议，会议上的讨论和其结果必然应是肤浅.
国政运行体系与指挥部的失控都是演变为‘人治争论’的直接原因之一.
尹永燦 yyc11@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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