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高句丽

表现了高句丽研究会徐吉洙（西京大学教授）董事长实力的两本书同时出版了。一本是欧洲研究高句丽的书（法国及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一本是对2002年起中国东北工程起到指南针作用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总论”（2001年）的首次翻译。

要发行这两本书，必须精通法语、俄罗斯语和汉语。从自学世界语到出任世界语协会董事，只有徐教授这样的语言实力，才可能实现。虽然是同一个学者翻译的，但对于高句丽的认识，两本书却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从“大韩帝国末期欧洲学者对高句丽的研究”来看，这本书的主人公是1865年出生的，曾在东洋语言学校主修东洋语的莫里斯古兰和爱德华。古兰是因把世界最初的金属活字印刷本“直译圣经”介绍到欧洲而出名，同时他也是在1898年首次把高句丽邹牟王王妃文介绍到欧洲的学者。他的论文《高句丽王国的汉文碑石》，除了1884年有关太王妃的发现外，还是首次研究。

比古兰更早进入学术界的爱德华，受到古兰的论文的刺激，作为欧洲学者，第一次勘测并研究了邹牟王王妃遗址。1907年，他在高句丽国内勘察了5天，首次发现了高句丽的壁画。他整理并发表了《韩国的古代王国高句丽遗址的报告书》。

他们的研究虽有几处错误，但他们对历史的忠实再现，就是在今天也值得感叹。古兰在把邹牟王王妃文翻译成法语时，他表示“韩国的地名和人物，全部使用了韩语的发音。” 在他绘制的古代历史地图上，现在中国吉林省一带的领土和俄罗斯沿海洲一带，使用的不是汉语的发音翻译，而是韩语的发音。

爱德华也认为高句丽史即是韩国史，同时对当时高句丽遗址在中国人漠不关心的状态下遭到损坏，表示了惋惜。他指出除了张巡王陵外还有其它的建筑物，并从一开始就推测太王陵即邹牟王王陵。

另一方面总论所翻译的《中国写的高句丽历史》中可以看到，为了当代的政治性目的，颠覆既存研究的中国学者们的研究。

东北工程的野战指挥官马大正在序言中说“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政权”“请区别高句丽、高丽和朝鲜”，从一开始就把研究方向定死了。在书的末尾又写到“对于已存权威的见解，要果断的提出别的见解，进行辩论，才能取得认识的飞跃和研究的结果”，公然宣称无视既成的研究成果。

负责民族篇的杨保隆称“建立高丽的王健是中国姓氏”。在东北工程初期开始，表明了掠夺高丽史的意向，李大龙主张“高朝鲜、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也是中国民族建立的国家。新罗的前身秦韩之所以被称为秦韩，是因为它是中国的秦国人建立的”，等等，这些荒唐的主张….

对于相同笔者2003年发表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俗论》，去年出版了《东北工程高句丽史》（四集）的徐教授说：“可以看出，东北工程一开始就计划好了，对从高句丽开始，到三国史、渤海和高丽，进行历史侵夺” 。

权宰贤 confetti@dong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