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26日，在明洞圣堂举办了首尔大学生朴钟哲的追悼式，那时我第一次见到了红衣主教(cardinal)。 东亚日报专访的“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成了“6•10抗争”的导火线。当天在讲论中，红衣主教强烈批判了军部独裁势力。
“我想问现政权‘不怕上帝吗’。你们还有良心和道德吗。如今似乎只剩下枪刀和野蛮。上帝曾询问杀害自己弟弟埃布尔(Abel)的该隐(Cain)一样，正在问你们‘我的儿子、弟子、你们的国民朴钟哲现在在哪儿’”。
写报导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电话）送稿时也很激动。那时，我很害怕红衣主教也会被拘捕。示威势力逐渐强大，连“上班族“也加入了示威队。最后，政府只好发表“6•29投降宣言”。
“红衣主教金寿焕”的名声和魄力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1968年，46岁的金寿焕就被任命为首尔枢机主教，当时天主教内部议论纷纷。他们说：“大邱瓮器匠的儿子怎么能担任枢机主教”。 部分主要的元老神父还写了联名状，此时教内财政也出现了问题。当时，过分保守的韩国天主教徒是无法接受他的改革思想。
一年后，他成了第一个韩国籍红衣主教，不过仍然遭受不少痛苦。红衣主教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接任首尔枢机主教后的10年岁月。他写道：“最令人伤心的是，元老神父不理解教会民主化运动，总是唱反调。平日跟我关系密切的元老神父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有些教徒还与政府勾结，制作了污蔑红衣主教的批判书，并上交给了罗马教廷(Roman Curia)。而在他的家乡大邱，也有教徒对他展开了攻击。他遭受了情报员24小时的监视，而且窃听也成了普遍的事情。他的老病“不眠症”也是从那时开始的。甚至，税务查察组还不时拜访圣母医院。
不过，“池学淳主教拘留事件”（1974年）、“3•1明洞事件”（1975年）、“东日纺织老联镇压事件”（1978年）、“吴元春事件”（1979年）等重大事件发生时，红衣主教依然站在正义的一方，从而天主教会取得了国民的信赖。朴正熙总统选举时，他在葬礼场祈祷说了“主怜悯的并不是总统，而是站在主面前的一个普通的教徒”，又一次让世界震惊。韩国天主教从“保守”转向了“进步”。
1980年代，红衣主教邀请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主办了“韩国教会创立200周年纪念会”和“殉敎者103位的封圣式”（1984年），并成功举办了“第44届首尔世界圣体大会”（1989年），从那以后，韩国天主教在国内外有了颇高的威信。据说，他担任首尔枢机主教时，最痛苦的瞬间就是“光州的5月”。
红衣主教是喜欢流泪的浪漫主义者。他热爱《太祖王建》、《女人天下》等历史剧和《悲歌一曲(Sopyonje)》、《美丽青年全泰壹》、《辛德勒的名单》、《阿甘正传》、《远东之旅》等电影。此外，他热爱的歌曲有《爱情》、《爱慕》、《为了爱》、《灯塔》。
红衣主教还是一位俭朴、朴实的教徒。1998年5月，他在首尔枢机主教接任30周年纪念记者招待会中表示：“我每个月的工资是65万韩元，而且还有400%补贴。其中20万韩元∼30万韩元是每个月的献金，还会有一部分庆吊费”。2002年1月，他居住的公寓不到32平，既小又俭朴。屋内只有桌子、沙发、书架和普通的床，而且他的鞋已经破得无法再补。
红衣主教非常关注宗教和谐和对话。他喜欢与姜元龙牧师、法顶禅师进行交涉，还参拜了韩景职牧师的殡所，还在首尔城北洞开院法会发表贺词。卢武铉政府接任后，部分势力还批判了红衣主教的“保守主义者”。这些势力不仅没有报答红衣主教一直以来的拥护和支持，而且还试图打垮红衣主教。红衣主教表示：“至今还得表明我的立场，这另我十分伤心”。甚至还有一些人附和雷同攻击红衣主教。2003年6月，红衣主教拒绝东亚日报采访时，亲自打电话给局长表示：“不知卢武铉总统能不能解决困难，我对他的能力表示怀疑”。2006年2月22日，郑镇爽被指定为后任红衣主教后，他比谁都要高兴。
红衣主教对韩国民主化的贡献比历代总统还要大。如果说，美国民主主义的背后有林肯总统，那么韩国民主主义的背后就有金寿焕红衣主教。这是了解红衣主教20多年经历后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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