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上） 日韩邦交正常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体制下，日本与美国等签订了旧金山媾和条约。但是作为外交课题却遗留了与韩国等过去曾为日本殖民地的其他邻国之间的邦交正常化问题。在第9章将围绕与韩国（上）和中国（下）的邦交正常化进行报道。

“繁荣”的代价　至今不断的历史摩擦

韩国新任总统李明博（66岁）将于25日就职。作为担任过现代建设公司总裁和首尔（汉城）市市长的“首位CEO（最高经营负责人）出身的总统”，肩负着国民对经济重新振兴的期待。

“为了建立成熟的韩日关系，我不总想说让日本谢罪和反省的话”；“历史问题让专家们去讨论好了”。

李明博氏在当选后，就经常成为日韩外交问题的殖民统治等历史认识问题发表了这样的谈话。这与对日本言辞激烈的卢武铉前总统截然不同。在日本，对改善与韩国关系的期待也高涨。

李明博氏在40多年前还是名牌私立大学高丽大学的学生时期曾经是一位反日运动的斗士，参加过反对日韩邦交正常化的游行示威，遭逮捕，渡过一段监狱生活。

■ 仅以数亿美元清算 韩国学生认为是“屈辱”

1964年6月3日。

数万名学生和市民在汉城市内高喊“为了民族，朴政权下台！”、“打倒腐败无能的朴政权！”的口号，举行了示威游行。刚刚在前一年为总统大选脱下军装的朴正熙总统害怕这场运动从“反对邦交正常化”演变成为“反政府”的行动，实施了非常戒严令，并用武力镇压了示威游行。

为什么会反对邦交正常化呢？

我们采访了当年曾是汉城大学学生领袖的原国民大学总长玄胜一（66岁）。

他说：“仅用几亿美元就想把过去殖民统治的帐清算掉是不能认可的。这是极端的屈辱外交”。当时韩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统治下解放出来还不到20年。“因为悲惨的殖民地时代的记忆还留在大家的脑海里。这样的内容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民族感情的问题。”

另外，对军人出身、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总统也抱有强烈的反感情绪。1960年4月，强化独裁体制的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就是被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游行赶下台的。

“我们以为这回该实现民主主义了，但仅隔一年时间就发生了军事政变。朴总统想依靠日美等外国势力巩固他的政权根基。人们认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了国家。”

曾经在崇实大学作为反对运动领袖的柳永烈先生（67岁）现在担任政府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他说：“当时我们认为，如果实现邦交正常化，韩国经济就会被日本企业掠夺，就会被在朝鲜战争中发家的日本巨大经济实力挤垮。”

曾经反对日韩邦交正常化的玄胜一先生和柳永烈先生现在已经不再主张废除日韩

条约了。在他们当年的伙伴当中，持有这种主张的据说是少数派。

对朴总统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曾被以内乱罪名逮捕入狱的玄胜一先生后来远渡美国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他还曾经当过大国家党的国会议员。“现在已经不再憎恨朴总统了。虽然他很独裁，但也有长处。从经济成长的角度来看，改变了对他的评价。”

李明博总统大学毕业以后进入现代建设公司，在商业世界里大显身手，35岁就当上了总裁。玄先生说：“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与日本的关系，李总统大概不会总是纠缠过去不放，而是在考虑要面向未来吧。”

柳先生则是通过学生运动的经验，为探究韩国民主主义的萌芽从事对历史的研究。他学习日语，为了研究日本，他曾在日本住过一年半。他说：“通过在日本的生活，接触到了日本人亲切、诚实的态度，使我对日本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虽然有关邦交正常化的一些内容存在问题，但缔结了邦交从结果上来看还是好的。”“两国是命里注定的邻国，所以必须要加强交流，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必须要考虑怎样去弥补邦交正常化欠缺的部分。”

当时被捕的学生们获释以后，打破了大学间的界限，组建了“63同志会”。“63”即指举行大规模游行的6月3日之意。至今依然联系紧密。访问设在首尔市内的同志会办公室时，可以见到当年警察和学生发生冲突的巨幅照片。办公室的有关人员告诉我们：“去年末总统大选时，我们热心地声援了我们的同志李明博先生。”

　

■“日本怎么能只和南边联手呢！”日本的学生们也有抵触

1965年6月22日。历经14年的谈判终于结束，签定了邦交正常化的日韩基本条约和四个协定。

日韩关系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是1998年10月金大中总统和小渊惠三首相举行的首脑会谈。首相诚恳地为过去道歉，总统真诚地评价了“战后日本”的历程，双方确认了认识历史的重要性。

次月，在鹿儿岛举行了日韩阁僚恳谈会，金钟泌总理（82岁）访日。金总理因过去曾作为中央情报部（KCIA）部长与池田勇人内阁的大平正芳外相谈判时签署了日本无偿提供3亿美元、有偿提供2亿美元解决了有关请求权问题的“金•大平备忘录”而著名，是邦交正常化的有功之臣。

金总理在回国的途中，根据其本人愿望，在福冈市的九州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因为在韩国建国的历程中，有许多出身于该大学的人做出过贡献，所以这是一次带有感恩意义的特殊演讲。演讲用日语，历时45分钟。

他在演讲中说：“我认为，（没有邦交的）非正常状态的持续，不仅对两国的关系，对整个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来说，也都是不愿意见到的。所以，尽管在国内受到强烈的批判，但我还是为了实现邦交正常化赌上了我的政治生命。”

我们去九州大学见到了当年促进实现并实际运作了演讲的石川捷治教授（63岁）。石川教授说：“尽管这次演讲是一国总理提出的希望，但主要出于考虑到他在韩国政治中所发挥出的作用，没有个人间的瓜葛”。

石川先生在佐贺大学的学生时代曾一直参加了反对日韩邦交正常化的运动。

“当时我的想法是，日本资本又把手伸到了过去的殖民地，岂不是帝国主义的复活吗？日本的统治阶层对殖民统治的责任完全没有认识，在与美国之间的从属同盟中扶持朴正熙的军事独裁政权，由此延长自己的寿命。而且更主要的问题是，日本只和南边结好，这对吗？”

据他说当时很多学生都有这种想法。有些他认识的在日朝鲜人学生甚至抱着理想去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当时我认为，尽管北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比起民众受着独裁折磨的南方来，还是具有自主性和正统性的。”

在日作家金石范先生（82岁）现在仍然记得当年曾连续多日参加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朝鲜总联）组织的反对集会。“朴政权是亲日派，是民族叛逆者的政权。美国人在幕后教唆它要赶快和日本联手。简直是胡来”。

■冷战下来自美国的压力 经济最优先的朴政权

日韩条约案议于1965年11月在众议院正式会议上由议长提出，并获得突击式的表决通过。次月，在参议院，虽然社会、公明、共产诸党议员退场表示反对，但仍获得了通过。

“邦交正常化有三重面孔。”

说这话的是权五琦先生（75岁），当年他曾作为韩国报纸《东亚日报》驻东京特派员对邦交正常化进行了采访。

----三重面孔？

“是的。一是邻国间要清算殖民地时代的关系，缔结新的关系；二是处在冷战中的

美国的企图；三是为了经济发展需要资金的朴总统的意思。这三点缺一不可，否则难以说得通日韩关系。”

就此，记者也询问过日韩谈判研究第一人、国民大学李元德教授（45岁）。

他指出，引导谈判达成妥协有两个动力。首先是安全保障理论。“美国为了在冷战体制下加强封锁共产圈的效果，希望与北朝鲜对立的韩国能够和日本在政治、经济方面联合起来”。1961年，北朝鲜分别与中国和苏联缔结了互助条约。“实质性地介入越南战争和1964年10月的中国核试验成功，都使美国的压力达到空前的顶点。”

另一个是经济理论。“美国想要逐渐地减少对韩国的援助，转由日本取而代之。而要最优先发展经济的朴政权即无资金又无技术。只有通过达成妥协从日本取得资金。”

这样，谈判才取得了急速的进展。李元德教授说：“本来应作为主题的殖民统治责任问题却被搁置在了一边。因此，这个问题也就成了后来翻来覆去的历史摩擦的原点。”

“但是，如果韩国方面当时一定要坚持主张历史正义的话，韩国能够实现今天如此的繁荣吗？历史还是应该从多个角度来看。”

九州大学因为金总理发表演讲的机缘，成立了韩国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欧洲政治史的石川先生担任了第一任负责人。石川先生说，日韩关系正常化是必须要实现的历史性课题。但是，当时的反对理论也并没有错。因为日本不能够认真地正确面对历史的姿态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是像过去一样依赖日美同盟发展下去，还是在多样化的亚洲如何探求主体性的共生，日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如此说来，确实至少有一个问题，即日本如何使其与北朝鲜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极其困难而又重大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樱井泉、小菅幸一）

▼ 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1951年～ ）

从1951年的预备会议、1952年的第一轮正式会谈开始到第七轮会谈，日本与韩国的邦交正常化谈判前后历经15年。其间因有日本方面关于殖民统治有功无过的发言（即1953年的“久保田发言”），会谈破裂，导致了长时间的停滞。

1965年6月22日，确立邦交关系的《关于日本国与大韩民国之间基本关系的条约》（基本条约）和①《关于解决请求权问题与经济合作的协定》、②《渔业协定》、③《关于在日韩国人地位的协定》、④《关于文化遗产与文化合作的协定》等四项协定在东京签署，基本条约于同年12月开始生效。

但是，主张领土权的竹岛（韩国称为独岛）归属问题被搁置起来。韩国方面未将竹岛列为有关解决纷争问题交换公文的对象。

▼ 日韩基本条约（1965年）

围绕着殖民统治等问题的对立，在基本条约中留下了暧昧的表达。第二条中约定“双方确认1910年8月22日（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日）以前签署的条约、协定已经（英文为already）无效”。关于合并条约和1905年的剥夺了韩国外交权、把韩国作为日本保护国的第二次日韩协约，韩国主张：因其是在日本军事力量背景下被胁迫签订的，所以从一开始即属无效。日本的立场则是：条约的缔结是合法的，1948年因韩国建国，条约才变得无效。但基本条约对无效的时间却避而未谈。

第三条：双方确认“韩国政府为朝鲜唯一的合法政府”。对韩国的管辖权范围，日本的解释是韩国、朝鲜军事分界线的南侧；韩国则主张为朝鲜半岛的全部。

▼ 日朝谈判

相互交换日朝平壤宣言并握手的小泉首相（当时）和金正日总书记。（代表摄影）

2002年9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和金正日总书记共同发表的日朝平壤宣言中称，日本方面对殖民统治“表示痛切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关于清算问题，借鉴了日韩间的基本办法，依平壤宣言，将在邦交正常化之后由日本提供无偿的、有偿的和人道主义支援的经济援助。虽然双方确认了请求权放弃的原则，但北朝鲜方面认为被强征的受害者和慰安妇问题是另外的问题。

▼　请求权、经济合作协定

根据协定约定，日本向韩国无偿提供3亿美元，另提供2亿美元贷款。两项时限均为10年，以提供日本产品和日本人劳务的形式，用于浦项制铁（现在的POSCO）和连接汉城与釜山间的高速公路及昭阳江水库建设。

协定规定，日韩间的财产、权利等的请求权“已经确认得到了完全并且是最终的解决”。对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征用、征兵等的个人补偿，由韩国方面负责，用经济合作的形式代以“清算”。因此，当时未被留意的对日军慰安妇等的补偿、支援成为后来的大问题。

朴政权在进入70年代后，制定了有关对日民间请求权补偿的国内法。为因强强制动员后死亡约8500人的遗属每人支付了30万韩元。但这只是受害者的极少一部分。卢武铉政权提出要重新审视历史，大力推进了对日本强制动员的调查，在2007年制定了为死者每人支付2000万韩元（约230万日元）等的法律。根据日帝占领下强制动员被害真相纠明委员会的调查，迄今为止共收到约22万件受害调查申请，已经认定有1万1442名死者、625名失踪者和1237名负伤者。

▼　金钟泌（1926～）

韩国军人、政治家。毕业于韩国陆军士官学校。1961年与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在朴总统属下作为首任中央情报部（KCIA）部长参与了日韩邦交正常化的谈判。1971起担任国务总理。1973年，为了被认为是KCIA策划组织的金大中氏绑架事件，持朴总统亲笔书信来日，向田中角荣首相致歉。日本方面以终止调查为条件达成共识（第一次政治解决）。1998年，在金大中总统任内再次出任国务总理。长期处在韩国政界中枢，是与金大中、金泳三前总统的“三金政治”中的重要一翼。曾担任韩日议员联盟会长等职，在两国间发挥了管道作用。但在2004年的大选中落选。

▼第9章（上）日韩邦交正常化 - 教科书比较▼

1950年代日苏邦交正常化，继而60年代日本与韩国、70年代日本与中国之间实现邦交正常化。在中学生学习的历史教科书里是如何说明的呢？

■日本 -- 在“经济高度增长”这一单元里简单涉及

　

在日本中学里用得最多的东京书籍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中，关于日本与苏联的邦交正常化，是在旧金山媾和条约缔结后日本逐步回归国际社会的动向中做了说明。记述文字有5行左右。

“自1955年前后起，在冷战的紧张气氛逐步缓和的形势中开始出现了与未缔结和平条约的苏联恢复关系的动向，1956年发表了日苏联合声明。日本由于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同年加入了联合国，回归了国际社会。”

另一方面，北方领土问题在正文栏外的注释里这样说明的：

“尽管日本坚持国后岛、择捉岛、齿舞群岛和色丹岛（北方领土）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的主张。但因苏联不接受这一主张，故而日苏未能缔结和平条约。苏联解体后，日本与俄罗斯之间为解决上述问题而进行的努力仍在继续。”

关于北方领土问题，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的写法也几乎相同。东京书籍出版社社会编辑部部长渡边能理夫说：“北方领土问题在教科书审查中是一定要被审查的。多年以来由于受到国家的指导，教科书的表述口径一直是一致的。”

而与韩国及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则是在“高度经济增长中的日本”这一单元里被简单地提到。

关于日韩关系正常化是如下3行文字：“日本于1965年与韩国缔结日韩基本条约，承认韩国政府是朝鲜半岛上唯一的合法政府。”

接下来，关于日中关系正常化，用4行文字作了如下说明，同时还在正文栏外的注释中登载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第1条。

“1972年发表了日中联合声明，与曾经断交的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于1978年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随着其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本逐步加强日中关系，深化交流。”

（大久保真纪）

■韩国 -- 没有关于提供5亿美元资金的记述

日韩邦交正常化在国家审定的本国史教科书中有所涉及。在说明朴正熙政权推进了经济增长政策之后，教科书用4行左右的文字记述了与日本的邦交正常化。

“朴正熙政府一方面强化与民主友邦的关系，一方面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如努力建立与中立国的外交关系等。之后，韩国改善了长期以来遗留的韩日关系，与日本缔结了韩日协定。（后略）”

教科书中没有写到日本向韩国有偿及无偿提供共计5亿美元资金的事，以及此举关系到韩国经济发展的情况。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的金得中博士说：“教科书篇幅也很有限，重点首先要把握对历史的大趋势。详细情况就由教师来讲解。”

另一方面，在高中，在国家审定的韩国史教科书中还谈及在韩国开展的反对韩日邦交正常化运动，记述如下：

“朴正熙政府将实现祖国的现代化作为国政的主要目标，一面推进经济开发政策，一面对要求日本谢罪及正当赔偿的市民及学生们的强烈反对采取了压制态度，实现了韩日邦交正常化。”

关于提到反对运动问题的原因，金博士解释说，这是在“强调韩国不顾民众的激烈反对，以非民主的做法与日本缔结了邦交这一点。”他还说，“与其说是提出韩日关系这个问题，不如说叙述的焦点在于揭示在韩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朴正熙政权的非民主性质。”

关于日中邦交，只在韩国史的“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节中有1行记述。关于韩中邦交建立的情况，书中只登载了照片，没有文字说明。

日苏邦交正常化在很多的教科书如韩国史、讲授世界史的《社会2》中没有涉及。

（樱井泉）

■中国 -- 对美中关系描述详细，对日中关系语气平淡

在中国最广泛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历史》中，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在“外交事业的发展”一课里讲授的。这一课占8页，但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说明，连同与其他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内容在内也只有3行。有当时访华的田中角荣首相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握手的照片，再就是以下语气平淡的记述：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接着，许多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我国的外交工作出现新局面。”

与此相反，教科书中详细地说明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在“外交事业的发展”这一课开篇便提了出来，包括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的照片在内，占了1页中三分之二的篇幅。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初，改善中美关系，成为两国共同的要求。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

对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颇有研究的庆应大学副教授段瑞聪解释说：“中国的认识是，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在中美关系缓和的延长线上实现的。”他还说，“冷战背景下中苏关系恶化的70年代，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最为重视的是中美关系。因为如果改善中美关系，那么就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对于与苏联及台湾的关系也很重要。”

除中美关系外，重点讲述的有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问题。书中说明，“这是我国外交史上最初的伟大胜利。”

关于日本与苏联、日本与韩国的邦交正常化问题，包括世界史的教科书在内都丝毫没有涉及。 （佐藤和雄）

■台湾 -- 重点在于与日本断绝邦交

日中邦交正常化对于台湾（中华民国）来讲就意味着与日本断绝邦交。为此，教科书中也将重点置于对日断交问题，在台湾史和中国史两个方面都有涉及。

在广为使用的南一书局《国民中学•社会》台湾史部分中，在“外交局势的变化”一项里用5行文字追述了自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到台湾与美国断交的情况。

“民国六十（1971）年，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我国决定退出联合国。其后，日本承认其主权，各国亦逐渐改变立场。民国六十八（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宣布终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对台湾打击甚大，我国陷入国际孤立的困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以经济实力为后盾，推动实务外交，确立台湾的国际地位。”书中对李登辉政权以后的外交方针作了如此说明。

此外，在中国史部分用了3行左右的说明文字。

“美国为打击苏俄，遂籍机拉拢中共，中共因而得以在1971年加入联合国。此后，中共即陆续与日、美等国建交，积极扩展国际外交，并打压中华民国的外交生存空间。”

从教科书中，浮现出“受大国中国欺负的国际孤儿台湾”的构图。

在依据国民党执政时期的1983年的《历史课程标准》编写的教科书中，在中国史部分讲述台湾被逐出联合国等情况的文字有5行左右，但未涉及与日、美的断交。

关于日苏及日韩的邦交正常化，新旧教科书均未涉及。

南一书局的教科书编撰指导委员、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惠民这样谈到教科书的重点：“在中国的邦交正常化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日本是率先跟中国恢复外交的国家。最多会讲到这一点。”

（田村宏嗣）

▼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

小仓和夫

访谈20位有识之士 --我选出的10件大事（17）

民众推动了近现代史▼

　

我是以“民众推动了近现代史”的观点选择的，所以即使是东亚以外区域发生的，也试着选择了对东亚带来极大影响的事件。

对历史的认识，根据国家和个人，当然会有所不同。如果问，拿破仑是侵略者吗？俄罗斯人或法国人的认识当然是各异的。而现实问题是，日本的年轻一代，在讨论历史认识之前，就对历史本身不感兴趣，也缺少相关知识。无知与偏见相连，会造成相互间的误解。

首先列举的是在印度发生的雇佣兵西帕衣团（shipahi）的起义（或称印度大叛乱）。这是针对英国的殖民地统治的抵抗，是亚洲民众最早兴起的大规模反殖民地的斗争，对东亚产生了影响。这一抵抗却导致了英国对印度的直接统治，并从那里开始了防卫印度和进入中国，进而影响到全面的亚洲政策。

明治维新为亚洲提供了近代化模式。将作为权威的皇室推到前面，避免了大规模的内战，完成了大革命，并且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在日清（甲午中日）战争中获胜的日本，面临三国干涉局面。日本民众在支持帝国主义外交的同时，国民及政府依据卧薪尝胆的历史话题，均对黄祸论显得极其敏感。政府已深刻认识到如不同欧洲的大国协调一致，将无法在国际社会生存下去，故实现了日

英同盟。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第一次感受到在外交方面进行宣传报道的重要性，加深了有关新闻出版界的作用及获取民众支持的重要性认识。日本对波兰及芬兰、俄罗斯帝国的反沙皇制度运动的支持“活动”，可以称之为公开外交手腕的初次尝试。

暗杀伊藤博文的恐怖行动，成为日本吞并韩国的绝好借口。民族运动受压而走向极端恐怖，只能给施压一方提供更好的借口，运动难免受到挫折。这是必须与目前的中东恐怖主义行动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视点。

辛亥革命是中国的革命运动的起源，最终导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俄罗斯的共产主义革命带来了世界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如果没有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这样的宣传，也许法西斯主义及纳粹主义就不会受到那么狂热的追捧了。这也成为给20世纪的国际政治直接带来意识形态对立的契机之一。

张作霖是被关东军谋杀的，但日本军方和政府均暧昧地混淆责任，因而削弱了军队的纪律。军队内部的统辖系统失控，同时军方开始脱离了民众。以事件为转机，日本与中国进入决定性的对立局面。由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中国的内战形成国际化，日中战争陷入长期化。日本完全将中国民众放到自己的敌对面上了。

可以说空投原子弹的历史意义尚无定论。日本的大多数国民认为日本不应该拥有核武装，核武器应彻底废除。美国针对投掷原子弹没有表示丝毫的歉意。并且，日本与核武拥有国的美国结为同盟关系。不知日本人对此互为矛盾的做法无论是从战略性的角度，还是在道义意义上，是怎样认真地作为问题来判断的呢？或许有必要返回原点重新审视。

越南反战运动不仅仅是在日本等东亚，还扩展到美国、欧洲、南美等地区。取得胜利的，既不是美国，也非河内。应该说只有反对侵略战争的世界的民众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采访者：樱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