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我虐待你了。我会永远感到抱歉。”这是中国现代翻译家傅雷(1906~1966年)在写给钢琴家儿子傅聪的信中说的话。这是他在儿子为准备去波兰留学而离开北京的第二天写的信。
他是个严厉到让人感到那种罪恶感的父亲。他控制了孩子的一切。就连用餐礼仪也是如此。从小儿子身上发现音乐家的气质,开始在家教他,更是如此。儿子从10岁开始在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兼钢琴家马里奥•帕奇那里学习钢琴。21岁时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以此为契机踏上了波兰留学之路。他给在外国的儿子寄了数百封信,教导他“在音乐之前要先做好一个人,要谦虚”。“越是工作顺利的时候,越要像遇到深水一样,像踩到薄冰一样慎重、敬畏、警惕。”那么严格的是,他认为人类只有削好、打磨才能成为大器皿。得益于此,儿子成为了品质优良的钢琴家。
但是时代不允许他继续担任父亲的角色。疯狂的中国政治将父亲这一角色前名出色的知识分子和翻译家视为右派。文革期间,他被年纪轻轻的红卫兵连续三天昼夜搜查住宅,蒙受了耻辱。当时,他的姑姑保管的箱子里出现了画有蒋介石面孔的镜子。他被视为反动派。但是即使委屈也没有进行辩解。取而代之的是和夫人一起上吊自杀。当时离世的时候他才五十八岁。由于红卫兵的缘故,子女失去了父母,中国也失去了当代的硕学。
收集他的信的《在上海寄出的信》(韩国出版2001年•民音社)保留了下来,证明了他是多么有品位的当代知识分子。虽然他说自己虐待了儿子,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宽广而温暖的父亲,足以令世上的父亲们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