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為什麽沒有允許“死亡自主決定權”的國家？

“由我來決定自己生命的盡頭”的想法是違背常理的傲慢，還是維護人類尊嚴的基本權利呢？

去年12月，李明植（音譯）期待允許助力尊嚴死，並提出憲法訴願，5年來他每天都因疼痛而痛苦不堪。用毒品性藥物也無法很好地控制疼痛。但是，如果想減少1∼2%的痛苦，就不能冒著嚴重的副作用而放棄藥物。等待憲法法院的判決是他最近唯壹的支柱。

這樣的他對從日本傳來的新聞感到憤慨，時隔許久在博客上發表了文章。據悉，2019年對患有肌萎縮側索硬化癥的女性（當時51歲）實施安樂死的醫生大久保（46歲）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他憤慨地說“世界上不負責任的人很多”。對於失去女兒的83歲父親“女兒再也不會回來了。希望不要出現這樣的事情了”的發言，他聲討道：“作為父親，對於飽受痛苦地女兒，什麽都做不了，難道希望女兒痛苦地活著嗎？”另外，他還主張表示：“在患者因無法忍受痛苦而不得不花錢請求死亡的情況下，國家又做了什麽”，“如果不能承擔責任，就應該制定對策。”

日本電影《Plan 75》講述了政府實施安樂死項目的世界，原封不動地融入了眾人的擔憂。其背景是“過剩的老人壓迫國家財政，青年成了受害者”的刻薄認識。如果這種制度廣泛實行，高齡者能不感到社會壓力呢？

3月10日刊登有關李明植的報道後，Research&Research代表盧圭亨發來了關於《維持生命醫療決定法及助力尊嚴司法》的自行輿論調查結果。看到報道後特意企劃的調查以1000人為對象，按照性別、年齡、地區、宗教等進行了抽樣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65.3%的應答者贊成《維持生命醫療決定法》。寫事前延命醫療意向書的人只有12.7%，但62%的人表示今後有意向寫。62.7%的人贊成《助力尊嚴法》，12.1%的人反對。值得註意的是，回答者的年齡越大，贊成率就越高。宗教與否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對於尊嚴死或安樂死相關的討論，我個人感到恍如隔世。在采訪曾公開表示“我想死於安樂死”的日本作家橋田的2018年初，還擔心自己會被認為是“奇怪的記者”，所以有些畏縮。此後不過5、6年的時間裏，韓國社會認真思考死亡問題，贊成尊嚴死的輿論占多數。這是因為隨著高齡者的增加，可以親身體驗到與日常生活相距甚遠的死亡。

另壹方面，允許死亡自主決定權的大部分國家都是個人主義發達的西方發達國家，沒有亞洲圈，這壹點令人擔憂。這是因為東西方對生死的觀點、對個人權利的看法不同。越是集體主義較強的文化圈，壹旦開放助力尊嚴死之路，就越有可能發生傾斜，這樣的憂慮似乎也在起作用。

在這個節骨眼上提出的問題。在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中，韓國社會哪壹方更占優勢？如果允許助力安樂死，能否節制地使用？最近保健福利部決定討論將中斷延命醫療的時間從晚期患者提前到被診斷為癌癥或重癥階段的方案。從處理高齡者問題的立場來看，切身感受到的是韓國社會變化很快，傾斜現象也很嚴重。且時代潮流將朝著“尊重個人”的方向發展。因此，有必要對這壹問題進行更真誠嚴肅的社會討論和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