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藝術使集中營得以昇華的作業已不是很特別的事情。因爲在西歐欲克服前所未聞的反人類現象的作家和藝術家們已經開展了有聲有色的努力。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集中營回到各自國家的人們以談論自己感受的形式努力告訴世人自己令人恐怖的經驗相比，如今的不同之處在于，由於生存者日益減少，“表達真實”的力度遠不如“藝術昇華”。
但諸如“從藝術角度美化大屠殺，在倫理上是否妥當？”、“藝術用何種方式描繪3000人同時在毒氣室面臨死亡的情景？”等提問，正在使試圖使其藝術形象化的做法，逐漸黯淡下去。“只有生存者，才能說出猶太人大屠殺，但不可能表達出記憶。”這是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維塞爾的呼聲。雖然其中有著只有受害者，才能真正理解集中營的殘酷現實，但不能否定其中有著濃厚的猶太人爲中心的感情色彩。
難道猶太人大屠殺是只有猶太人才能理解的超越歷史的現象嗎？當然，猶太人大屠殺是史無前例的恐怖事件，而且20世紀的所有矛盾都集中在反猶太人主義上也是一個事實。然而，“奧斯維辛之後，現在還能成爲藝術？”與“藝術是真正進行挽救的手段之一嗎？”等問題，無疑是展現在西歐所有同一時代藝術家面前的品頭論足的話題而已。
從藝術角度解答集中營問題的方法多種多樣。以文學爲例，維塞爾、伊姆勒·克勒特斯等作家，通過純真無邪的孩子的眼睛描繪集中營的現實。而法國作家達彼得·盧瑟等另一類作家，集中分析在集中營裏展開的政治犯和其他犯人之間的無情的權力之爭。另外，義大利作家普裏摩·李維和法國作家盧勃勒·昂特爾姆對在集中營平常接觸的人的本性提出了無數反問。李維把這種令人無法理解的本性比喻爲“灰色地帶”。
沒有親身體驗集中營生活的作家們以迂回的戰術回避直接談論集中營情景。例如，羅明·佳利通過題爲《成吉思汗之舞》的作品描寫了在毒氣室窒息死亡的猶太人的冤魂附著在德國警察局長身上的離奇的故事。安德烈·休伯勒茨·巴勒在整理與猶太人屠殺相關的一個家族的歷史的過程中，使屠殺的根源與從巴比倫時代開始存在的迫害猶太人形成一個連貫。載有經驗之談的作品情況，對經驗的強度更強烈的初期作品的評價高於新近作品。虛構文學日益豐富多彩。
從美學角度，對集中營的再現，電影的積極度遠高於文學。具有代表性的電影有《夜霧》（導演，法國阿爾菱·雷納）、《大屠殺》（美國摩賓·詹斯基）、《SHOAH》（法國蘭斯曼）、《Korczak醫生》（波蘭安濟·巴伊達）、《紐倫堡到紐倫堡》（普雷德裏·盧斯福）、《辛德勒的名單》（美國、斯皮爾伯格）、《美麗人生》（義大利羅貝特·博尼尼）、《鋼琴家》（羅曼·弗蘭斯基）等等。
通過電影的描繪也多種多樣。因此，每部影片在進行放映時都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再現現實和倫理問題的爭議。例如，影片《大屠殺》的目標是推廣到全世界，所以集中了多種多樣的可以引起興致的各種因素，但受到的批評是過於美化或歪曲了當時的歷史。斯皮爾伯格通過《辛德勒的名單》努力向人們展現了最真實的一面，但卻出現了在毒氣室用淋浴噴水代替毒氣的戲劇性場面。
《SHOAH》以龐大的規模最接近當時屠殺的現實，但該影片以徹底的意識形態方式單方面地表現了受害者的立場，所以成爲了問題點。在《美麗人生》中，爲營救猶太人而絞盡腦汁的辛德勒的形象，因在槍口下悠然自得地走過去的戲劇性畫面而變得異常傷感。但對《美麗人生》的批評反而更少。這是因爲它利用比喻等手段成功地體現了歷史上前所未聞的事件，而不是直接再現歷史。通常對虛構的東西普遍有反感的歐洲，紀錄片更受青睞。
也許伊姆勒·克勒特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事，在我們看來有些特別之處。但也提醒我們，如果沒有以真摯的心去面對已成爲形成西歐文化中心之一的猶太人問題，則對歐洲永遠只能停留在片面的理解上。
韓國外國語大學法語系講師、歐盟研究所研究員、法國巴黎8所大學文學博士 李相彬
About Dong-A Il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