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國家

歷史不是直行的，有時後退，有時還會停滯，間或出現迴圈，讓人產生既視感。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在今年的“世界經濟大展望”的序言中說：“2017年，將繚繞著革命的氣韻。”就像100年前俄羅斯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時候那樣，對世界化感到憤怒和抵觸、要求新秩序的民粹主義氣韻正在世界徘徊。

1917年，俄羅斯選擇了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革命。為了防禦這一紅色的幽靈，美國和英國等西歐世界選擇了擴大政治和經濟社會的自由之路。因為10月革命和世界上最早的共產主義國家的成立而失去總理職位的亞歷山大·克倫斯基留下了“語言式的警告”，我們從北韓金正恩的3世世襲王朝中可以看到——“列寧同志在教育我們走法國大革命的道路，這一革命以獨裁而結束。”

如果長期以來開闢和平和繁榮之路的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偏向一方面，也難以進步。2016年，英國的脫歐，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韓國高舉燭火，對違背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總統和既得利益階層的政治進行了審判。

2017年的大韓民國不可避免地迎來革命性的激烈變化。不管憲法法院裁定對朴槿惠總統進行彈劾，還是朴槿惠總統實踐自己“4月下臺”的承諾，今年上半年內將實行憲政史上從沒有過的提前大選。1987年由於民主化運動而誕生的“87年體制”今年迎來了第30個年頭，5年單任制的總統直選制的使命似乎也到了盡頭，這一共識正在不斷擴大。改憲已經作為時代課題浮現出來，在總統選舉之後，韓國仍將圍繞新政府的成立和改憲日程而激鬥不已。

在激浪中，如果不想讓大韓民國這艘船被打碎，我們需要什麼呢？讓我們拋開先入為主，來看看被認為是成功的革命的日本的明治維新。150年前的1867年，維持了700多年的幕府將政權交給了明治。推行明治維新的年輕的領導人，為了實現富國強兵的藍圖，表現出了自我犧牲和“特權伴隨著責任”的姿態。他們並不是一下子把日本翻個底朝天，而是一步一步地共同前行，以漸進式的改革引領了日本的近代化。

在差不多的時期（1861~1865），南北戰爭以北方的勝利而結束的美國，對於受傷的南部推行了普選擴大等包容性的重建政策，在1877年，實現了“真正的一個美國”的大統合。在我們的領導層，有這樣的藍圖和犧牲精神以及“特權伴隨著責任”的意識嗎？有以漸進式的改革實現大統合的領導力和協商力嗎？

國民比一撮政治人更偉大。讓試圖避開彈劾的憲法軌道的政界回歸，也是燭光。雖有數百萬人走上街頭，但沒有一人被抓，沒有一片玻璃被打碎，以主人翁意識武裝起來的每一個人，都在無聲地喊著：“我就是大韓民國！”

只有我做出改變，國家才會做出改變。2015年1月1日的《東亞日報》在新年社論中有這樣的詞句：“必須知道，包括總統在內，把國家這一公共組織私有化的公職人員，不僅是國家的癌，而且是歷史的罪人。”如果說把國家權力私有化的朴槿惠總統的親信崔順實不可饒恕，同樣也不能饒恕把個人利益放在公共利益之上的那個“自己內部的崔順實”。而且，以廣場的民意來推動國家要到什麼時候呢？公正的國家，透明的市場，省察的市民社會，這些結合在一起的政治才是共和政治。現在，到了像民主共和國的主人那樣，以冷靜的頭腦放眼未來的時候了。

提前舉行大選，或許是將陷入深淵的國運重新樹立起來的召命。那麼，這次大選的時代精神是什麼呢？去年，《東亞日報》和國家未來研究院一起選出的核心價值是“公平”。對韓國社會存在的不公的憤怒，來自對部分既得利益階層超越法律和制度無限制地攫取發展成果的貪欲。到了拓寬“機會的大門”的時候了。選民們應該擦亮眼睛，看哪位候選人能夠在公平的競爭和分配中更多地創造就業機會，消除兩極分化，擁有恢復共同體的藍圖和領導力。

在大選中，不管是內閣制還是分權型的總統制，各位候選人都應該把自己的改憲方案作為第一承諾公佈出來，接受國民的審判。創造“2017年體制”的新憲法，應該反映統一的韓國和與1980年代不同的基本權利、福祉、環境、資訊化、多元文化的社會結構、地方分權體制等。尤其是應該把擁有起訴壟斷權和調查指揮權以及調查權等強勢權力的檢察機構，從青瓦台分離出來，洗脫“檢察共和國”的汙名。

現在是咫尺之外無法看清的所謂“超不確定性的時代（The Age of Hyper-Uncertaninty）”。本月就任的特朗普和被稱為“21世紀沙皇”的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過“交易”，將同在今年秋天中國共產黨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確立一人獨裁體制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立，有可能形成新的冷戰格局。峨山政策研究院預測，在韓國領導力出現空白的今年年初，北韓將誇耀將核與彈道導彈結合起來的高空核爆炸等層次不同以往的大規模殺傷武器的能力。下屆總統應該按照韓美同盟這一大韓民國安保的根本不會因為中國而動搖、而且對美國的國家利益也有利的邏輯，說服重視實利的特朗普。

韓國仍然未能從1997年的外匯危機長長的陰影中走出來，因為沒有找到增長的動力，大韓民國這艘船有可能沉沒，但是，世界不會這樣。日本銀行總裁黑田洞彥說：“包括日本經濟在內，世界經濟的確整體向好。”而且，韓國從今年開始，勞動人口（15-64歲）的人口將減少，進入“人口懸崖”時代，前途險關重重。

26名首爾大學的工科教授在一本《積累的時間》的書中，對產業競爭力的危機進行把脈，稱這是因為沒能提出具有創意性的新概念，即“概念設計（concept design）”力量不足而導致的。快速模仿發達國家的概念設計，經過改良實現增長的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應該從夯實產業競爭力基礎的製造業競爭力開始。更迫切需要進行轉折性的結構改革，確保在迎來第4次工業革命的世界經濟中不掉隊。

丁酉年，我們正迎著寒風站立在懸崖上。歷史也會飛躍。韓國是把每20年一個週期襲擊韓國的危機轉化為國家發展機會的國家。1960年的4·19和1961年的5·16之後，克服了貧困，1979年的10·26之後，把國家主導的經濟轉化為市場經濟，1997年的外匯危機改變了企業的體質。無能的政治，被北韓和周邊4強環繞的安保外交，競爭力枯竭的產業，兩極分化加深的社會結構，面對這種集中爆發的危機狀況，我們應該以強烈的市民意識去克服。雖然很難，但能夠做成此事的只有國家的主人——國民。我就是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