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只有当某个存在写下自己的名字时,它才算真正成为了主体。
记者上个月31日在观看“光化门增设韩文牌匾讨论会”,脑海中出现了“黄狗子、金团子、金石头、孙胡说、金懒子、卢穷困……”等名字。这些都是18世纪庆南晋州马津村宰令李氏家族奴婢或村民的名字,出现在2016年发现的韩文契约文件中。他们的名字用韩文书写,生动地证明了奴婢和贱民们隶属于两班或被压迫的生活并不是他们的全部,他们也在相互帮助的世界里作为主体生活着。
如果没有世宗希望“让百姓们都能表达他们想说的话的意愿”的愿望,以及后人为了让韩文文化繁荣所付出的努力,那么今天我们的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大众能否成为中心,知识和信息的民主化是否能够如此实现呢?
对于因认为“不能随潮流改变文化遗产”而反对设立韩文牌匾的主张,难以轻易认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韩文文化可不仅仅是“潮流”之类的东西。正如“韩文文化连带”代表李健范(音)在讨论会上强调的那样,韩文是我们共同体身份的的核心。创制韩文所蕴含的爱民精神,至今已传承为今天的民主共和理念,除了使用韩语和韩文之外,很难定义韩国人。
当然,是否非要在光化门表达韩文,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敦促设立韩文牌匾的一方表示,这里正好是象征大韩民国的场所,但新牌匾会改变文化遗产的部分外观也是事实。尊重古人的行为和文化,谁会反对呢?
但是,本来也没说要取代汉字“光化门”牌匾,说韩文牌匾是“捏造旧物证据”的主张似乎有点过分。要求摘下汉字牌匾的主张也已被撤回,因此也不应被误解为是要否定靠汉字形成的丰富传统文化。
记者反对开发逻辑破坏文化遗产原型,但对“文化遗产连一块石子也不能碰”式的“文化遗产原教旨主义”也持怀疑态度。记者认为,这种立场源于对经历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和动荡的现代史后,对被掠夺和埋没的文化所遗产的负罪感。拆除朝鲜总督府大楼,“揭掉日本帝国主义的帷幕,显露象征朝鲜的宫殿”,也已有30多年的历史。“光化门啊!你的生命朝夕迫切!”柳宗悦(1889-1961)(在1922年向《东亚日报》投稿《为了即将失去的一座朝鲜建筑》中)的深切呼吁,现在已经不是任务,而是属于历史的范畴。只从民族受难的角度来看待文化遗产,这近乎于已逝时代的精神。即便挂出韩文匾额,也不会掩盖日本帝国主义破坏光化门的历史,也不会歪曲历史。
作为过去的文化遗产,光化门的演变可以说是“已结束于1910年”。然而,今天的光化门依然与韩国人一起生息,是通向未来的存在。它将未来世代留给什么呢?孙胡说、金懒子、姜石像的后代们,纪念着根系于黄狗子、金团子、金石头曾写下自己名字的地方的民主共和国。把600年来逐步实现的大众社会理想,用匾额上书写的韩文“光化门”名字来纪念,难道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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