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舞台上滥用“No”

“军人说‘No（不）’的时候就是 No，说‘Yes（是）’的时候就是是。如果说‘Maybe（或许）’，就不是军人。但是外交官说‘Yes’就是 Maybe，说‘Maybe’就是No。说No就不是外交官。”

这是在外交的世界成为热门话题的警句。这句话说明了小心接近对方的外交官的说法方式。但在经常召开首脑会议的国际外交舞台，经常出现了“No”或者比这更严重的用词。

日本总理安倍晋三在去年末参拜靖国神社后驻日美国大使馆发表了表示“失望(disappointment)”的声明。高层外交官—驻海外中国大使40多名在全世界对安倍总理进行了指责。

只能用“国粹主义”来描写的安倍总理的单方面行为正在三天两头地出现。该如何看待安倍总理的行为？首先，最大的背景可能是东北亚国际秩序的急剧变化这一环境要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北亚的国际秩序一直维持了“维持现状的框架”。这不是韩国、中国、日本所希望的，也不是明文规定的，但是用默认型协议遵守了这个框架。这样的“现状维持”是一种装置，维持一定的和平状态。韩中日3国成长为引导世界经济的牵引车也是以这种环境为基础的。为了解决朝鲜核问题，能在6方会谈上聚集意见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秩序。

这样的框架因为2012年日本将尖阁列岛（中文名：钓鱼岛）国有化、去年11月中国在东中国海一带发表防空识别区域(ADIZ)，处于被打破的危机。

亨利•基辛格博士在著作《恢复的世界》中表示：“古典意义上的外交—用协商调整差距的行为只适用于具有‘正统性’的国际秩序。”虽然其性质是默认型协议，但东北亚的现有秩序是拥有正统性的。如果日本和中国提出打破这个框架的新秩序，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就会失去效果。从这一点来看，中日两国可以被包括到基辛格博士规定为打破现有秩序的势力—“膨胀性(acquisitive)国家”的范畴。

现在很难判断存在这些膨胀性势力的东北亚是否会维持现有秩序，或是出现变革性的情况。明确的是，将很难回到过去。在具有对安倍政权的中途评价性格的东京道知事选举（9日）中，前厚生劳动相舛添要一获得了胜利，安倍总理的右倾行为持续下去的可能性也加大了。

那么，为了解决这一看不到出口的东北亚难题，该做什么样的工作？

对于正在形成国际地位的岸北总理的行为，只会感情用事、接受中国挤入韩日关系缝隙的“好意”，从长期来看，这些对韩国的外交不会有帮助。在形成新秩序的时期，需要有新的接近方法。

由韩国、中国、日本等相关国家及建立“回归亚洲 (Pivot to Asia)”战略的美国参与，打造用对话解决新秩序问题的协议体该如何？ 比起发言后对工作者施压的首脑之间的外交，让习惯“Yes”的外交官负责建立新框架的“创造性”外交场合，会不会比发生冲突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