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监察官李锡洙对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禹柄宇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的监察未能查明疑惑，不足以向检察机关告发，以委托检方进行调查告终。在上届大选中，在文在寅等在野党总统候选人主张必须设立高级公职人员腐败调查处后，朴槿惠候选人也提出了实施特别监查官制和常设特检制的竞选承诺。对禹柄宇首席进行是否违法的监察，是检验特别监察官制度的第一号事件，结果证明，该制度完全脆弱得不堪一击，它不但没有根除违法行为，连监察本身也没有如实进行，这一事实已大白于天下。
由于特别监察官没有扣押搜查和追踪账号等强制搜查权，如果当事人否认，就没有手段么查清嫌疑。也没有办法强制当事人作出答辩或提交资料。必须有上级机关的意志，监察才有力量。但是对于无异于总统手足的亲信，是绝不可能给予力量的。禹柄宇死命硬扛，对检察机关要求提交资料也充耳不闻，这种情况下特别监察官又能进行什么调查？
监察对象的人力、时间范围也被限制在首席秘书以上级别的公务员登上其职务之后的违法行为，也是特别监察官制度的局限之处。禹柄宇违法风波的主干，是去年2月份陈炅准升任检察长人事审查失败，是否与禹柄宇丈人家把江南的土地卖给尼克森有关？陈炅准检察长因从尼克林收受有130亿韩元差价的股份的贿赂后遭解职。
而禹柄宇在去年2月还没当上民政首席秘书，而只是民政首席室秘书，因而该疑惑不是监察对象。李锡洙特别监察官只是调查了禹柄宇之子的“当上肥缺官”特惠、挪用家庭拥有的公司费用等细枝末节的困惑，而且这方面的调查也不到位。
而且，特别监察官制度中，有关不得公布和泄漏开始和结束监察的事实的规定，也有点过份。如果是首席秘书以上级别等总统高级亲信的违法行为，国民必须知道监察究竟是怎么进行的。
依靠纸老虎特别监察官，不可能根除总统亲信和亲戚的腐败，这已经越来越清楚。共同民主党和国民之党等在野党从很早以前就主张，要设立和检察机关一样强制搜查权对高级公职人员直接进行调查的高级公职人员腐败调查处。特别监察官制度已被证明失败，必须取消有名无实的特别监察官制，正式讨论成立高级公职人员腐败调查处。
宋平仁 评论委员 pisong@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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