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眼於戰作權移交的軍隊指揮體系改革，應將焦點放在加強聯合防衛力上

韓國軍方稱，著眼於戰時作戰指揮權的移交，正在內部討論改革上層指揮結構的方案。有人指出，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以後，應該消除由聯合參謀本部議長和未來聯合司令分頭指揮平時作戰和戰時作戰的“戰時、平時指揮二元化”帶來的副作用。由此，軍方開始深入討論這一方案。軍隊內外正在提出方案，由聯參議長兼任聯合司令，或者新設聯合軍司令、由聯合司令兼任。

軍方之所以考慮改革指揮結構，是因為擔心在移交戰時作戰權以後，如果聯合司令和聯參議長分別負責戰時和平時指揮，就會對朝鮮突襲挑釁等緊急情況的應對體系造成混亂並出現差池。2019年，韓美國防部長曾以聯參議長業務過重為由，就聯參議長不兼任聯合司令、而由其他韓國軍隊四星將軍擔任聯合司令達成協議。但隨著有人主張說有必要實現指揮一元化，軍方又開始製定對策。

從過去李明博政府的國防改革受挫事例中可以看出，軍隊指揮結構的改革並不是簡單的課題。“天安”艦爆炸沈沒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發生後，李明博政府製定了將陸海空三軍並立體製改為加強三軍協同性的聯合軍司令體製的“指揮結構改革方案”，但由於軍隊內外出現意見分歧和反對，最後無果而終。國防部昨天在新聞發布會上暫時否認說：“從未討論過。”這也是因為考慮到韓美之間的這種協議和過去的失敗經驗。

但是，指揮結構的改革無論如何都是在為作戰權移交以後的情況做準備，不應操之過急。目前重要的是，韓國軍隊如何具備移交作戰權的條件，即主導韓美聯合作戰的能力。雖然一直是以在現政府任期內移交戰時作戰權為目標，但隨著韓美聯合軍演接連壓縮規模，韓國軍隊的能力檢驗處於中斷狀態。韓國國防部也表示，最近以“適期推進”代替了當初的“盡早推進”，事實上調整了目標日程。

指揮結構的改革是要建立關系到國家命運的戰時應對體系，因此應超越非公開的內部討論，通過全軍層面的討論和調整，全面進行討論。而且，討論的焦點應該是在韓美之間密切的合作體製下進一步加強聯合防衛態勢。於美國而言，這也是首次將美軍的指揮權交給外國軍隊。正因如此，與美國進行充分的事先磋商和協調才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