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言論調查機關CNT發表說巴西總統盧拉（64歲）的支持率達到了81.5%。 巴西甚至出現了修改憲法打造“3選總統”的輿論，總統的人氣有增無減。盧拉在接受美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說：“這是因為展現出了經濟增長的同時進行所得分配改善是可能的。” 2002年當選為中立左派勞動黨候選人的盧拉，沒有選擇左派常用的反市場理念。他忠於實現國家財富的市場經濟原則，同時大膽地支援貧困層，增加了中產層。他說服左派利用豐富的巴西資源，提高市場效率，讓國民得到更多的優惠。他既沒有侮辱反對派，也沒有進行鬥爭，持續地開展了過去政府得到國際貨幣基金(IMF)時約定的財政穩定、規制改革、經濟開放等政策。
因此巴西紀錄了30年以來的最高成長紀錄，創出了就業崗位。公共負債從2002年國內生產總額(GDP)的55%減少到了2009年的35%，出口增加了4倍，貧困層當中2000萬名擺脫掉了貧困。英國“經濟學者”評價說，一定要將子女送去學校才能得到生計費用支援的福利制度提高了貧困層的自立意志和未來競爭力。
如果說中立左派出身的盧拉用右派的市場經濟原理拯救了巴西，那麼英國保守黨的領袖卡梅倫（42歲）則是將保護社會弱者和福利、環境等左派理想嫁接到右派的新的保守典範。他很有可能在明年的總選中被選為總理，美國媒體也正向共和黨要求學習卡梅倫形式。
卡梅倫在2006年接管了失去中心和指向的保守黨後宣佈：“我們要做減少貧困、找回正義的事情”，“右派是新的進步。” 他表示通過強調市場和效率，用30年前治癒“英國病”的應對方式繼續實現增長，同時平分其成果。方法不是理念，而是實用主義。用教育、醫療、福利的民營化提高服務的品質，同時向企業和工會呼籲用家族親和性的雇傭提高福利指數。這不是用無條件的減稅和小政府實現，而是將政府功能和市場活力綜合在一起的方案。
看起來沒有任何相似點的巴西和英國，同樣因為公共教育問題頭痛。“經濟學者”報導說：“1970年代韓國和巴西的人均所得沒有什麼差距，但是目前韓國比巴西高出了4倍。”“經濟學者”表示其原因就是教育。巴西教育的最大障礙是反對改革的教員工會。他們強烈反對根據成果給予工資的制度，甚至拒絕了按照教科書教書的政府的要求。如果不能提高教育競爭力，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更是遙遠的。
在英國，2月份劍橋大學入學處長批評說：“因為低水準的教師們，導致公立學校畢業生的學歷落後” 這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通過學校之間的競爭力和學校選擇權提高競爭力是卡梅倫的教育改革方向。
巴西之前羡慕的我國教育目前正在回到巴西的教育。不僅被全國教員工會所左右，連李明博政府也正在回到官治、規制、平等指向等。其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在特殊高中入學考試中不准反映平時成績。讓平民和中產層苦不堪言的補習費固然需要整頓，但是在方法上卻存在問題。入學考試中不能考慮平時成績，那麼特殊高中要根據什麼來選拔學生？
雖然因為全球金融危機，對市場經濟的質疑正在擴大，但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仍然是提高市場效率、保護弱者。如果想利用市場的機制提高出口和內需，就需要熟練的知識產業全球性人才。為此就要進行高品質的教育，而不是降低教育品質。擴充弱小人群的社會安全網的同時，要提高政府服務品質，讓所有人都享受到優惠，同時要認真進行設計，讓其優惠成為可以工作的福利。
雖然因為世界經濟危機，正在積極探索理想的經濟模式，但是李明博政府在1年半之前提出的國政基調則沒有什麼改變。問題是中立的概念在韓國意味著右派和左派的中間的話，這有可能引起非常危險的混亂。如果左派承認並遵守自由民主主義和市場經濟、法治的基本價值的話還可以，但是目前韓國的左派集團幾乎都擁有只要能打倒政權任何事情都可以做的想法。中立不能被誤認為包括這種勢力在內的數學性的中間。中立只是達到目標的方法，其本身不是任何事情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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