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月也把錢全花在了送禮上。”
在國內某知名市內銀行當過支行長的2002年退休的李某(58)，他的生活費包括退休金額56萬韓元和儲蓄提取金，每個月大約有200萬韓元左右。上個月他在送賀禮上就花去了生活費中的55萬韓元。
雖然李某在退休後放棄了自己喜歡的高爾夫球，但是一想到快要結婚的3個子女，就不得不繼續送禮。
據統計廳的資料，全國2人以上家庭去年的送禮金額為平均51萬9000韓元，去年一年百姓花在送禮上的金額為7兆6681億韓元。2003年後的4年間，2人以上家庭的送禮支出金額上漲率為18.7%，這比同一時期物價上漲率(11.6%)還快。
隨著送禮的金額比物價上漲率快，對家庭造成了不少負擔。很多人認為找回相互扶助的本意，也要儘快改變送禮文化。
○“標準金額”將會上漲到10萬韓元？
本報採訪按金額類別分析了今年6月結婚的公司職員A(30•首爾)的賀禮金。被邀請的客人中約一半的人交了5萬韓元，而交10萬韓元的人相當於3分之1。A在首爾室內一家普通的婚禮場舉行了婚禮。
1999年2月結婚的B(41)，是A某公司的前輩，他倆結婚時的地位相差不多。但是B某的賬簿中我們可以發現，約一半的人交了3萬韓元。
像這樣，韓國的賀禮金有一定的模式。
分為關係不是很親但是不得不交的“低金額”，最普遍的“標準金額”，給關係非常好的人的“高金額”3種。超过这些的就属于“高额贺礼金”。
比較A、B的話就可以發現，雖然過了9年，但是3種模式仍未改變，各種類比重也未發生多大變化，只是金額從9年前的“2萬、3萬、5萬韓元”變成了“3萬、5萬、10萬韓元”。
做單純比較的話還可以發現，這9年來低金額和標準金額各上漲到了50%和67%。
而且高金額和高額賀禮金則各從5萬韓元和10萬韓元，上漲到了10萬韓元和20萬韓元，幾近翻了一倍。如果把這和從1999年2月到今年5月的物價上漲率31.5%做比較的話，就可以發現其間的“賀禮金膨脹”相當於物價上漲率的2～3倍。
且從A、B的賀禮金分佈來看，低金額的比重在縮小，高金額的比重則相對膨脹，因此可以類推出“標準金額正受從5萬韓元上漲到10萬韓元的壓力。”
○ 跟不上社會變化的賀禮金文化
預備役所長A(61)某，6年前就已經轉役，但是要送禮的人仍很多。A某這樣談到：“這個月結婚的人特多，有時一周要跑10家。有的同事甚至說‘為躲避賀禮金想移民到國外’”。
外匯危機後，因結構調整退休的年齡比從前提前了不少。而壽命則反而在增加，這就把退休後的時間延長到了20～30年。即表明，進入老年後在沒有固定收入的情況下，要負擔賀禮錢的時間也被延長。
傳統農耕社會時，人們為了在困難中互相幫助而設立了賀禮錢。但是隨著城市化和開放化，此前濃厚的“相互扶助或社會保險”性質，在共同體範圍慢慢被淡化，這已嚴重影響到了“相互扶助”的原則。
例如，一旦退休就很難再掙回來。這樣錢財自然就流向了“有權”人的一方，而社會弱者則會受損失。这已经严重变质成了不平等的结构。
中央大學申仁碩（經濟學）教授這樣談到：“送賀禮本來是為了發出‘我屬於這一集團’的信號，或顯示這一特徵，才採取的手段。但是現在卻增加了構築網路的功能。” 參加不太熟悉的人的活動，或只提交賀禮金卻參加不了活動的行為，就和這有關。
結婚時用米袋代替花環來幫助有困難的人，像這樣的好人雖然在增加，但是換掉舊的賀禮習慣，到目前來看還遠遠不夠。
誠信女子大學姜石勳（經濟學）教授這樣談到：“不管經濟能力、親疏關係的這種賀禮文化，是我們社會典型的泡沫。為進一步提升韓國社會形象，就必須由社會領導力量率先宣導‘Noblesse oblige’模式。”
俞載東 張源宰 jarrett@donga.com peacechaos@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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