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夫人和蝴蝶先生

　 艺术似乎可以不受偏见的影响，但有时它在美丽中隐藏偏见。贾科莫·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就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是有意为之。他想用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和被他抛弃的日本妓女之间发生的悲剧故事，打动听众的心灵。实际上，听玛丽亚·卡拉斯演唱的咏叹调《某个晴天》，很难不动心。但问题是她的歌剧共享原著所具有的偏见。原著是法国海军军官、小说家皮埃尔·罗蒂的自传小说《菊花夫人》。更确切地说，是受到《菊花夫人》影响而写成的约翰·卢瑟朗的短篇小说《蝴蝶夫人》。歌剧借用了故事情节，还借用了原著对东方女性和东方的歪曲视线。像蝴蝶一样纤弱顺从的东方女人，等待屈服于西方男性气质的东方女性气质。

　纠正艺术扭曲的视角，归根结底是艺术的责任。美国华裔作家大卫·黄的话剧《M.蝴蝶》（《蝴蝶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部话剧中，法国外交官勒内·加利马尔（高仁尼）和中国演员宋丽玲登场。但是加里马尔曾经热烈爱过的宋丽玲，最后被揭露不是女人而是男人。这是由于男人不理解中国由男性出演女性角色的戏剧传统而发生的事情。作者以法国男人对东方的成见和偏见为主题，痛快地推翻了普契尼《蝴蝶夫人》中内在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被爱情欺骗和抛弃的，这次不是东方女人，而是西方男人。正如作者所说，加利马尔把自己当成《蝴蝶夫人》中的男主角、把恋人当作蝴蝶，但“在剧情结束时，意识到了自己才是蝴蝶”，所以片名也是《M.蝴蝶》，即蝴蝶君。

　如此，有的艺术作品无意识地共享偏见和强化偏见，但有的艺术作品却有意识地为打破偏见作出贡献。这就是《蝴蝶夫人》和《M.蝴蝶》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