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現在”，韓美兩國應忠實於當前問題

　 “危機和僵局壹旦出現，至少有這樣壹種好處：迫使我們去深思。”

　這是印度首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話。在與朝鮮的外交陷入僵局、全世界因新冠疫情的影響而搖搖欲墜的今天，韓國和美國的當局者們應該思考尼赫魯總理的洞察。首爾和華盛頓應該接受拉丁語“carpe diem”即“把握現在”。有必要暫時推遲安保問題，著手防範和應對新冠病毒的大流行。

　兩個同盟國家不應該就防衛費分攤額問題長期爭論不休，而是應該成立專家委員會，發揮應對類似於現在的大流行等潛在危機的重要洞察力。此外，兩國應共同制定戰略，克服新冠疫情，應對未來的緊急狀態。委員會委員們應該開始研究這次危機的初期局面中亞洲創造的成功模式。這是臺灣、新加坡、韓國應該共享的卓越研究案例。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的“挑戰與應戰”理論有助於說明臺灣的成功。臺灣因為中國（大陸）在國際舞臺上失去了立足之地。2003年非典時期也受到嚴重打擊。因此，臺灣政府意識到，要想在未來的大流行中生存下去，必須自己解決問題。公共衛生也成為臺灣政府的核心力量。臺灣通過先發制人的檢查，找到了感染源。還積極追蹤感染者，進行了多種水位的自我隔離。另外，不是政界人士的衛生部門首長親自指揮了情況。

　新加坡致力於公眾保健、教育、高科技和公民義務等方面。城市國家的DNA、首任總理李光耀的傳奇領導力、東西方及區域內轉口貿易的領先地區等，都使這壹歷史得以實現。新加坡政府發出“居家令”，明確表示將立即將學生轉換為網上學習。

　韓國人口超過5100萬，經濟規模居世界第12位。在應對新冠疫情時，韓國提供了比臺灣和新加坡更廣闊層面的成功事例。首爾在2015年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暴發後，為檢查傳染病，強化了保健當局和醫療機關的力量。韓國在報告16起感染事例的2月4日批準了第壹種檢測工具。

　東亞的事例有幾個特點。第壹，這些國家在公共保健體系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第二，構建了應對傳染病必須的醫療、技術、法律結構。第三，引導了市民的責任感。韓國、臺灣、新加坡表現出的透明性和信賴感，比起通過信息控制和監管成功應對新冠疫情的中國（大陸），在民主主義方面留下了更好的教訓。

　不過，首爾為了確保必要的數據，也擱置了對市民自由的擔憂。民主國家在討論如何在保健緊急狀態時實現隱私和信息安全的平衡時，將提供有用的手段。從美國人的觀點來看，壹些比較成功的模式也引發了人們對“奧威爾式”，即喬治·奧威爾小說中出現的監管體制的擔憂。

　韓國和美國應該同時討論為使危機長期化對工作崗位和商業造成的影響最小化的戰略和恢復經濟的戰略。另外，韓國和美國的軍隊如何持續進行訓練、保持充分的準備態勢並保持遏制，也是個問題。美國“西奧多·羅思福”號航空母艦的艦長因為擔心感染病毒發出警告的方式而遭解雇的事件，令人想起士兵和軍人與其他社會成員壹樣對疾病的抵抗力較弱的事實。

　首爾和華盛頓應該使用委員會，來尋找什麽才是政府和私營部門為恢復經濟所能做的最明智的投資。兩國應盡量減少緊急狀態造成的經濟損失，促進恢復民主，發展探測生物學風險的手段。新冠疫情是韓美兩國專家們需要動員最優秀力量的共同問題。現在是應該忠實於現在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