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上學的孩子幾乎都在上補習班。孩子們上兩所學校，意味著其中之壹是不需要的。這種情況無人理會，是因為教育部沒有能力。這樣的政府難道有必要嗎？”——民間研究所有關人士
“連銀行網點的數量和人員都作指示的‘網點行政'，是操控金融公司的最大工具。結果，出現了中小金融公司沒有金融當局就無法生存的狀況。那麽金融當局和金融公司之間當然會達成某種交易。優良銀行（在限制進入的框架內）可以以舒適的條件營業，因此願意接受當局的意見。”（官員出身的金融公司高管）
“不管是建造壹個公園還是進行再開發工程，為了獲得批準，必須多次親自前往中央政府。僅制定補貼申請文件就占據了全體職員20%的工作量。再加上中央政府委任的事務，與中央政府有關的事情占全體的七成。‘三成自治’這種說法的根據，就是這個。”（地方自治政府負責人出身的政界人士）
怎麽樣呢？估計會有不少讀者認為，這裏描寫的是2019年的韓國。以上事例摘自25年前翻譯介紹到韓國的日本書籍《官僚亡國論》。只是將文部省改為教育部、把大藏省改為金融當局而已。原著出版於1993年。日本在前壹年的1992年，在人口超過5000萬的國家中，人均收入首次突破了3萬美元。但是就在這壹年，房地產價格暴跌，企業虧損，進入了“失去的20年的隧道”。這是當年的紀錄。
在該書出版時，“Japan-bashing”（打擊日本）幾乎成了全球流行。韓國媒體也嘲笑說：“沒有必要再向日本學習。”日本經濟低迷，哪裏只是官員們的責任？盡管如此，從當時的資料來看，相比廣場協定引發的日元價值暴漲、人口減少和老齡化等其他因素，很多文章都諷刺了造就了“規制地獄”的日本官僚社會。
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在《日本經濟危機報告》中指出，日本失敗的首要原因是廣泛限制等日式政府模式的局限性。難怪日本厚生省的壹名醫生跑到美國，呼籲“美國施加壓力，改變日本的官僚制度”。（《東亞日報》1995年2月12日）
官僚和規制是壹體的。公務員不改變，限制就不會改變。連韓國總統也出面主張打破規定的條條框框，但限制沒有得到改善，是因為掌控局面的公務員們沒有改變。該書的題目不是《限制亡國論》，而是《官僚亡國論》，其原因可能也是這種背景。雖然現任政府直到最近才引入規制“沙盒”等制度，但是距離解除規制還很遙遠。索卡（SOCAR）代表李在雄（音譯）表示，“不知道是哪個時代的（經濟）副總理”，說明了現場感受的規制達到了什麽水平。
“所有產業都是在某個部門的課註冊，受到保護、培養和限制，從出生到死亡，都是按照官府的指示去做的。新產業誕生後，部門之間將圍繞該產業由哪個部門來支配展開殊死搏鬥。因為成為主管課後，拿到許可權後壹定會成立壹個相關的團體，產生了往該團體派遣降落傘人事的機會。”
這是作者指出的當時日本的食物鏈結構。希望韓國公務員社會能自信地否認說：沒到這種程度。
高基正記者 koh@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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