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低生育對策，援助育兒不如“國家養育孩子”的構想

　 文在寅總統昨天在直接隸屬於總統的低生育、高齡社會委員會會議上表示，“現在是解決嚴重人口危機的最後的黃金時間，”強調最重要的是不要讓結婚、生產、育兒成為女性的負擔。低生育委員會因此決定，將採取加強父親和母親一道參與育兒的“平等育兒”和社會看管功能、工作和生活均衡的措施。政府的低生育對策，似乎從提高生育率等以指標為中心的政策，轉為幫原先“獨自育兒”的女性減輕負擔、對她們的生活提供援助的方向。

　政府從2006年起認識到低生育和高齡化的問題，開始制訂政府主導的對策，但11年過去的今天，生育成績單在世界225個國家中排名第219位。先後三次出臺低生育、高齡社會基本計畫，投入200萬億韓元預算，但沒有取得成效。其原因，是百貨店式的政策，再加上實施決心不足。昨天低生育委員會認為政府的對策充斥著“此事與我無關”的觀念，也是因為遲至現在才意識到，迄今的政策雖然花了錢，但與現實相去甚遠。

　生育率是指一名韓國女性一生中所生孩子的數字，去年已跌至世界最低水準，但今年有可能進一步下跌至1.06∼1.07名。這種情況下，文在寅總統強調女性的生活，是意識到支付生育費用方式的低生育對策完全不管用，需要轉變模式。

　這種觀念的轉變，並不是新生事物。以往的政府克服低生育的對策，其核心也是提倡育兒停職、擴充保育設施、消除育兒休職死角地帶的工作家庭兩全政策。但是上班女性想要育兒停職，必須看上司的臉色。在這種企業文化中，育兒停職的現實是，政府的政策是一回事，工作單位的苦衷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公務員不了解這種情況，只知道把桌上相差不多的對策重新包裝，只能是再次犯浪費時間和財政的失誤。

　想要阻止女性的“獨自育兒”，企業的負責人必須站在自己女兒和兒媳婦的立場上考慮這一問題，才能改變企業文化。政府不是出於支援育兒的層面，而是要轉變為“國家養育孩子”的觀念，制訂相關政策。日本也在1989年經歷了合計生育率1.57名的衝擊之後，推出了“天使計畫”“新天使計畫”“低生育+1對策”等工作和育兒兼顧的政策，但至今沒有取得成效。現在日本又推出了包括把人口維持一億水準決心的“1億人總活躍計畫”，極力擺脫低生育率危機。韓國也到了把目前3700萬名育齡人口提升至4000萬名的“4000萬總活躍計畫”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