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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麽要把我們的防禦任務交給美國

Posted September. 29, 2006 07:05   

한국어

▽韓美首腦會談後話=(就總統會晤美國財政部長亨利-鮑爾森時請求儘快終結對澳門彙業(BDA)銀行調查的報道)人們希望,因該調查導致了六方會談中止,所以最好儘早結束調查。於是,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怎麽花費那麽長時間,覺得什麽時候能結束?”對此,鮑爾森稱:“很多問題需要的時間比這件事更長,這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要對此特別期望。”所以就開玩笑地稱:“如果讓我國的檢察廳負責處理,就能很快幫你解決。好像美國要長時間才能結束。”關於這個問題的談話就此結束。由於這句話是自己說的,因此他們有可能認爲是我作爲駐美大使只是表明了希望儘早結束該工作的一個意願。我認爲“這個問題有什麽那麽重要。”

大國家黨訪問美國回來後傳達的都是些不大順心的意見。總統在進行外交問題,而作爲議員,他們處理外交的方向不僅沒有向遵從總統的方向,反而總是向破壞國家外交版圖的方向邁進。這多少超過了議員外交的限度。用口語來描述,這相當於老向砸局的方向走,這樣不好。

▽戰時作戰指揮權問題=(對於認爲北韓進行核子試驗時,要重新考慮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的意見)這與做不做核子試驗問題並沒有什麽直接關係。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高低和作戰指揮權是相互獨立的問題。因爲作戰指揮權本來就應由韓國行使。

(對於分離陸空分別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的意見)戰時作戰指揮權是要按意願決定的問題,而要按照意願決定的問題都應有韓國決定。也不是對所有空軍都進行轉換。只是按照意願決定到底由美國空軍還是韓國空軍運用技術機制,以免對飛機的指揮出現衝突。

(對於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會導致安保不安的主張)反而對那些人的獨善和獨斷行動感到擔憂。按照他們的說法,爲這個國家的民主主義而鬥爭的人們沒有保衛國家安全的意念和收回安全的能力?收回時間應由韓美兩國通過協商在2009年和2012年間選擇確定。將此理解爲可以將其過大幅往後延長或可以像皮筋一樣拉開的理解是錯誤的。

(對於聯動防禦的爭議)美國第二步兵師的駐地是我們應該用自己的力量守住的地方,最惡劣的狀況下,我們要用的血肉來捍衛,爲什麽要讓美國人管理這片土地?稍有常識的人就不會將我國防禦系統的最核心位置讓給別的國家來管理。

▽憲法法院院長任命爭議=如果是以前,這樣做無可厚非,但這次卻沒能過關。所以,我們完善了相關程式。然則,國會就要下結論。無論國會認爲程式不充分而駁回,還是表決後進行否決,現在能做的只有等待國會的處理結果。

老實說,我比較注重意氣相投人事,但這次並不是意氣相投人事。她和我是司法考試考試同屆,這只是巧合。在我身上也沒有什麽可以鬧到憲法法院的問題。我認爲她是中立傾向的。大家選擇盧武鉉當總統,不就是讓我進行盧武鉉式人事嗎?所以我就進行了盧武鉉式人事。

▽社會兩極化和瑞典模式爭議=我當上總統之後,兩極化的問題有所惡化。我對此深感負有責任感。我沒能減少非正式職工數量。不僅如此,反而有所增加。零散的個體工商戶也增加了。在這其中也都包含絕對貧困階層。雖由政府決定最低生活費,但如果提高最低生活費,那麽必然會增加絕對貧困者。因爲那樣的話標準值會上升。對此,感到非常抱歉。

瑞典是一個對比國民生產總值(GDP),社會福利領域和社會服務業領域的支出比率達到28%的國家。我們國家現在才達到8.6%。如果由瑞典右派掌握政權,要降低福利費用又能降低多少呢?“右派的勝利是福利的崩潰”的主張完全脫離了事實。

(對於女性總統上臺的問題)對於這一點,我保持中立。我不會說什麽“總統的職位也應女士優先”之類的話。不管怎樣,只要是優秀的總統就可以。不管是女性還是男性,我對此保持中立。

(對於身體不適而取消地方日程的問題)上學的時候,我從未得過“勤學獎”,所以想在當總統時獲一次該“獎項”,但還是缺席了一天。(對於感到心痛的媒體報道)如果因爲心痛而出現身體不適的話,應該在就任後的1年左右生病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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