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孝鍾教授的《民主主義和權威》

國民身爲國家主權者，卻感受不到自己是統治的主體。而通過民主程序執政的政府面對無能的批評，行動處處受制約。一旦自己認爲正確的主張在政府政策中沒有得到體現，爲貫徹自己的主張，他們就會拿起鐵棍或舉行以生命爲賭注的絕食示威。權威主義時期的恐怖象徵——公共權力如今在虐待或被虐待示威面前，顯得那麽蒼白無力。

究竟是哪里出現了問題？“民主化後的民主主義”是二十一世紀的新話題。首爾大學國民倫理教育系教授朴孝鍾最近出版的《民主主義和權威》很好地解答了該問題。

作爲首爾大學基礎教育教材之一出版的這本書共有900多頁。書中苦苦思索對當今時代民主主義作用的重新認識和順應認識的被人接受的民主主義形態。

從結論上看，朴孝鍾教授強調以防止並調節矛盾的“和平的名義”詮釋民主主義，而不是以懲治邪惡的“正義的名義”。

如果民主主義強調正義和原則，就不能預防對準線具有不同標準的集團間的矛盾。而且在多元主義社會，無論是對大義民主主義，還是對參與民主主義、審議民主主義，即使採用隱蔽的方式收集人們的意見，也不能期待人們的意見統一。因此要放棄維護正義，擊退邪惡的“衛正斥邪”的尺度，用彼此尊重差距，求共存的“棄異求存”的尺度衡量民主主義。

由於不是追求引入這些和平原則的政治，而是退而求其次，朴孝鍾將此稱之爲“暫時妥協政治（Modus vivendi）”。

那麽，在不獨佔正義的暫時妥協政治中，能被人接受的民主權威如何創造。朴孝鍾說：“民主權威不能只通過獲得程式正當性受到認可。因此，要取得能讓國民們心悅誠服的專家權威。”

民主代理人獲得的權威不是主人擁有的權威，而是從主人權威衍生出來的權威。因此，這不是當選的同時被賦予的“封閉的權利”，而是不斷創造的“開放的權利”。民主權威作爲開放的權威，不是像“士兵服從軍官”的上命下服一樣的權威，要像“醫生對患者的權威”一樣，成爲專業性受到認可的權威。

朴孝鍾解釋說，當政府缺乏專業性時，國民統治權以答辯權的形式表現出來。過去的答辯權被解釋爲，國民在不正常和特殊情況下的反抗權。但朴孝鍾將此解釋爲國民日常的統治權。

這種答辯權只有以儘量減少“道德惡行”和“政治惡行”爲目標時才有意義，在以最大限度地擴大“道德線”和“政治線”爲目標時沒有意義。如果從追究自己的政治偏愛的角度出發，把後者稱之爲追求虐待和被虐待的快樂的“飽漢”的答辯權，那麽前者就是擺脫政治快樂主義的“挨餓的蘇格拉底”的答辯權。

權宰賢 confetti@dong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