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來找一個垂死的人，想要聽到什麽話？只是一個能說話的‘未冷屍’而已。和沒有冷卻的屍體有所不同。從乙巳年開始，我就想不說不聽，最近耳朵也不好使，眼睛也模糊，看來真的要赴黃泉了。只是嘴巴尚好用，還能說話。”
韓圭卨仔細陳述了伊藤博文9∼18日訪韓期間緊迫的形勢，證明了當時雖然所有大臣都堅決反對簽訂條約，但迫於動用軍隊的日本方面的強大壓力，最終簽訂了條約。
“17日被叫到日本公使館的途中，再次回到宮中，舉行了禦前會議，稟報國王不能蓋章。外部大臣朴齊純甚至決心要用生命換取圖章。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日本外交官和軍人大隊人馬接近內殿，形勢相當危急。學部大臣李完用、農商工部大臣權重顯赫內部大臣李址鎔沒有拒絕，而是要求修改相關條文，出現這樣的意見後，會議陷入了混亂的局面，隨後，陛下進入了內殿。
伊藤博文再次出現，強烈要求簽訂條約，但我以修改萬民公論爲由，認爲最好拖延日期，於是離開會議場去見陛下，但被日本翻譯官再次抓到伊藤博文那裏。我再次決絕了伊藤博文的要求，所以在日本士官的把守下，我被囚禁在重明殿的地板房直到第二天淩晨1點半。在此期間，聽說外部大臣蓋了圖章，並痛苦了一場。我知道，即使外部大臣同意，得到總理大臣的同意聯名上奏（承給國王），未得到批准就無效，因此，除法務大臣和度支部外，全部辦理了免官手續。但是，從那兩天開始，世界就完全不同了。禦前下達手諭稱，以所作所爲違背常理的罪名，將我免官，並流放3年。
以《韓末政客回顧談》爲題，連載三次的韓圭卨的證言成爲《乙巳勒約》由於是在強壓下簽訂，因此在國際法上無效的主張的主要依據。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期，把韓國相關消息透露給日本的“朝鮮通訊”將本報報導韓圭卨證言的文章原封不動地翻譯後，于1930年1月14∼17日進行了報道。但是，最近國內一篇報道在不瞭解本報報道的情況下，引用朝鮮通訊的報道利用1版頭版頭條報道說：“力證《乙巳勒約》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烈壓迫下簽訂的資料，在時隔100年以後被發掘。”
韓國光復後，首先對《乙巳勒約》不正當性提出問題的是前高麗大學校長俞鎮午，他於1951年7月25日∼8月1日期間，在本報連載了題爲《對日強化條約案的重新討論》的文章。後來，隨著首爾大學教授李泰鎮於1992年5月發現《乙巳勒約》原文中漏掉了條約的名稱，而且不具備皇帝批准的相關文書，對《乙巳勒約》的研究面臨著新的局面。接著於1993年10月24日，霍默•赫爾伯特（Homer B. Hulbert）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貴重書籍圖書館裏發現了寫給9個國家元首的表明《乙巳勒約》無效的英文親筆信。
權宰賢 confetti@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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