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有时会有面对尴尬真相的体验。诗人金惠顺的《KAL》就是会给人这种体验的诗。展开的是分散生活的四姐弟的故事。“父亲去向不明/妈妈出嫁了/大女儿生活在釜山/儿子在法国/小女儿在美国。”因此，三姐弟的话需要三重翻译，才能互相听懂。本来是四姐弟，但老幺不知道在哪里。三姐弟在机场紧紧拥抱在一起，令他们挂怀的，是分别时只有一岁的老幺没有出现。“老幺还没找到/机场上，三姐弟先拥抱在一起。”正如“先”这个词的提醒，他们的拥抱，在与老幺会合之前是不完整的。
他们的这一情况，虽然有父母的责任，但是诗人却把更大的责任归于国家。“一个才七岁、一个才三岁、一个才一岁/Aerok为什么要让他们像裸壳的蜗牛一样，去异国他乡的水泥地爬呢？/要让他们像掉在市场地面上冻住的白菜叶子一样瑟瑟发抖呢？/”“Aerok”是‘Korea”的倒写，指的就是韩国。从本质上讲，把三个孩子送往国外的，就是Aerok，不，是韩国社会。把这么多孩子送到海外的Aerok是一个“可耻的国家”。
长大成人的三姐弟初次会面后就分开了。两人回了自己的国家，只留下大女儿。“飞机们载着弟弟们远去后/独自留下的大女儿哭了。”诗人写道，他们一离开，“Aerok的伪善就像是机场卫生间的废纸”，嘲讽着我们。“您有没有坐过去往外国的孩子们坐过的飞机？/有没有听着孩子们的哭声去度过假？”诗人让我们发挥想象力，去到被海外领养的孩子们哭着的飞机里看看。这是令人难受的诗。我们甘愿承受这种难受，是因为在我们的自我意识中，我们可能是把这些孩子送上飞机送往国外的同谋者。 文学评论家·全北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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