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孝钟教授的《民主主义和权威》

国民身为国家主权者，却感受不到自己是统治的主体。而通过民主程序执政的政府面对无能的批评，行动处处受制约。一旦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在政府政策中没有得到体现，为贯彻自己的主张，他们就会拿起铁棍或举行以生命为赌注的绝食示威。权威主义时期的恐怖象征——公共权力如今在虐待或被虐待示威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民主化后的民主主义”是二十一世纪的新话题。首尔大学国民伦理教育系教授朴孝钟最近出版的《民主主义和权威》很好地解答了该问题。

作为首尔大学基础教育教材之一出版的这本书共有900多页。书中苦苦思索对当今时代民主主义作用的重新认识和顺应认识的被人接受的民主主义形态。

从结论上看，朴孝钟教授强调以防止并调节矛盾的“和平的名义”诠释民主主义，而不是以惩治邪恶的“正义的名义”。

如果民主主义强调正义和原则，就不能预防对准线具有不同标准的集团间的矛盾。而且在多元主义社会，无论是对大义民主主义，还是对参与民主主义、审议民主主义，即使采用隐蔽的方式收集人们的意见，也不能期待人们的意见统一。因此要放弃维护正义，击退邪恶的“卫正斥邪”的尺度，用彼此尊重差距，求共存的“弃异求存”的尺度衡量民主主义。

由于不是追求引入这些和平原则的政治，而是退而求其次，朴孝钟将此称之为“暂时妥协政治（Modus vivendi）”。

那么，在不独占正义的暂时妥协政治中，能被人接受的民主权威如何创造。朴孝钟说：“民主权威不能只通过获得程序正当性受到认可。因此，要取得能让国民们心悦诚服的专家权威。”

民主代理人获得的权威不是主人拥有的权威，而是从主人权威衍生出来的权威。因此，这不是当选的同时被赋予的“封闭的权利”，而是不断创造的“开放的权利”。民主权威作为开放的权威，不是像“士兵服从军官”的上命下服一样的权威，要像“医生对患者的权威”一样，成为专业性受到认可的权威。

朴孝钟解释说，当政府缺乏专业性时，国民统治权以答辩权的形式表现出来。过去的答辩权被解释为，国民在不正常和特殊情况下的反抗权。但朴孝钟将此解释为国民日常的统治权。

这种答辩权只有以尽量减少“道德恶行”和“政治恶行”为目标时才有意义，在以最大限度地扩大“道德线”和“政治线”为目标时没有意义。如果从追究自己的政治偏爱的角度出发，把后者称之为追求虐待和被虐待的快乐的“饱汉”的答辩权，那么前者就是摆脱政治快乐主义的“挨饿的苏格拉底”的答辩权。

權宰賢 confetti@dong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