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找一个垂死的人，想要听到什么话？只是一个能说话的‘未冷尸’而已。和没有冷却的尸体有所不同。从乙巳年开始，我就想不说不听，最近耳朵也不好使，眼睛也模糊，看来真的要赴黄泉了。只是嘴巴尚好用，还能说话。”
韩圭卨仔细陈述了伊藤博文9∼18日访韩期间紧迫的形势，证明了当时虽然所有大臣都坚决反对签订条约，但迫于动用军队的日本方面的强大压力，最终签订了条约。
“17日被叫到日本公使馆的途中，再次回到宫中，举行了御前会议，禀报国王不能盖章。外部大臣朴齐纯甚至决心要用生命换取图章。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日本外交官和军人大队人马接近内殿，形势相当危急。学部大臣李完用、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赫内部大臣李址镕没有拒绝，而是要求修改相关条文，出现这样的意见后，会议陷入了混乱的局面，随后，陛下进入了内殿。
伊藤博文再次出现，强烈要求签订条约，但我以修改万民公论为由，认为最好拖延日期，于是离开会议场去见陛下，但被日本翻译官再次抓到伊藤博文那里。我再次决绝了伊藤博文的要求，所以在日本士官的把守下，我被囚禁在重明殿的地板房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半。在此期间，听说外部大臣盖了图章，并痛苦了一场。我知道，即使外部大臣同意，得到总理大臣的同意联名上奏（承给国王），未得到批准就无效，因此，除法务大臣和度支部外，全部办理了免官手续。但是，从那两天开始，世界就完全不同了。御前下达手谕称，以所作所为违背常理的罪名，将我免官，并流放3年。
以《韩末政客回顾谈》为题，连载三次的韩圭卨的证言成为《乙巳勒约》由于是在强压下签订，因此在国际法上无效的主张的主要依据。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把韩国相关消息透露给日本的“朝鲜通讯”将本报报导韩圭卨证言的文章原封不动地翻译后，于1930年1月14∼17日进行了报道。但是，最近国内一篇报道在不了解本报报道的情况下，引用朝鲜通讯的报道利用1版头版头条报道说：“力证《乙巳勒约》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压迫下签订的资料，在时隔100年以后被发掘。”
韩国光复后，首先对《乙巳勒约》不正当性提出问题的是前高丽大学校长俞镇午，他于1951年7月25日∼8月1日期间，在本报连载了题为《对日强化条约案的重新讨论》的文章。后来，随着首尔大学教授李泰镇于1992年5月发现《乙巳勒约》原文中漏掉了条约的名称，而且不具备皇帝批准的相关文书，对《乙巳勒约》的研究面临着新的局面。接着于1993年10月24日，霍默•赫尔伯特（Homer B. Hulbert）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贵重书籍图书馆里发现了写给9个国家元首的表明《乙巳勒约》无效的英文亲笔信。
權宰賢 confetti@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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