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乘壬午军战之机到朝鲜扮演太上皇角色的清朝大臣袁世凯曾是一个极为专横拔扈的人物，虽然，官职不过是清朝驻汉城公使，但实则担负着监视朝鲜王室重任，而且自称“袁大人”，在朝鲜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年仅26岁的袁世凯在入朝拜见高宗时也不下轿，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从来不在朝鲜皇帝面前肃立，（尹德焕著《李完用平传》）不仅如此，还时不时地斥责高宗末经自己的同意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甚至用脚踢翻了皇帝的御膳桌。既使是现在回想起这种情景，也为其放肆无礼而感到愤慨万分。这是象征韩中两国历史关系的典型的例子。
眼下，因韩国队挺进世界杯4强，举国上下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可此时，中国对韩国所采取的无礼的行为不得不让人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 就拿此次世界杯来说，在部分欧洲国家公然称韩国是凭借裁判的“照顾”而进入4强时，做为亚洲国家，中国是唯一的煽风点火，贬低我国的国家。做为共同主办国日本的媒体纷纷祝愿韩国队能为亚洲争光，拼命喊着“加油！”，而最令人可笑又可气的是，在世界杯赛场上一场未胜，空手而归的中国却在官方媒体的引导下贬低韩国，贬低我国足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这简直就是“小人”心理的集中体现。
但这些我们还能忍让，更为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中国武警人员竟敢公然闯入我国使馆，殴打我方使馆人员，强行押走逃北者的事件。试问，中国对美国或英国还敢如此无礼吗？它敢吗？回答只有一个“绝对不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受到中国的如此大的污辱。如果在韩中两国之间，国际法竟如此受到践踏，那么难道我国警察也完全可以闯入中国防汉城大使馆随心所欲吗？而且中国驻韩国大使李滨面对这次事件所采取的傲慢的态度，也足以让人联想起清朝时期的袁世凯。
为了申办北京奥运成功，中国政府曾经向世界承诺过要保证外国媒体无限制的采访自由。但事到如今，中国政府却极力阻挠拍摄暴力行为现场的画面向外界泄露。我们敢肯定在未来奥运会实况传播中，我们可能无法看到一些不利于中国的画面，肯定会千方百计限制实况传播。我们从中国武警殴打外国特派员一事可以看出，届时采访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一旦涉及到中国丑陋一面时，是否将会得到中方警察的保护仍值得质疑。因为此次事件足以证明甚至外国公馆都处在危险之中。
正因如此，如果中国的这种态度不发生急转弯，那些即将参加中国奥运会的运动员、观众（因受人身安全的威胁）也许面临最惊险的运动会。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不得不担忧继莫斯科和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北京的奥运会是否也会成为一场不成功的“盛会”。
提起在古朝鲜以后我们所经历的受来自中国的屈辱和痛苦时期，漫长得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的36年不可同日而语。就拿近代的“6.25”战争来说，我们清醒地记得，因为中国的参战，我们付出了多少牺牲，但我们仍然为了我们的未来把与他们的苦难史化为玉帛，抛诸脑后。但他们却在用污辱来回报我们的宽容。
相比之下，更为令人深恶痛绝的是我们的外交通商部的态度。面对国家主权被侵犯，本国的外交官和新闻工作者受辱，外交部却不能向对方讨一句道歉的话。不知玩台湾于“股掌之上”，信誓旦旦地要对日本“教训一番”的气势为何消失得无影无踪，欲草草以“相互表示遗憾”来收场，难道中国手中有其不被国民了解的致命把柄不成？诸如“遗憾”等外交辞令经常让我们产生逆反心理。
遗憾又能如何？置国民的情绪于不顾，举起杯中之香槟优雅地碰杯，带着迷人的微笑仅以“遗憾”去“尽弃前嫌”，这也许能使外交际官的地位得以苟延，但国民们的感受却是不折不扣的被愚弄。也许总不会为了让他们如此这般地处事而用国民的血税为其在海外馆舍提供豪华的住宅和奢侈的晚会费吧。
希望那些包括崔成泓外长在内的这一代的外交官们，特别是那些与中国事务有关的外交官们很好地学习一下，19世纪末朝鲜王国的外衙门（外交部）的外交官们在袁世凯面前卑躬屈膝的“光辉形象”在今天的历史书上是如何平价的。
哪怕能从那些为国争光的世界杯太极战士那里搬来一点使命感和气概，也许这种屈辱性事件不会继续下去。
李圭民（音译，评论委员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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