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扔掉“諾貝爾獎焦慮症”，才能得獎

朴槿惠總統昨天在主持國家科學技術諮詢會議時說：“我國基礎科學水準仍然和諾貝爾獎水準有一定差距，”“不知道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會突然走大運，考慮到這一點，政府必須為能穩步推進研究創造一個穩定的研究環境。”

我們以羡慕的眼光，看到日本出現兩位諾貝爾科學獎獲獎者、中國產生首位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獲得者。韓國深刻體會到了落後于傳統科學強國日本和新興科學強國中國的現實。就預算而言，我國的基礎研究支援並不少。研究開發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投資比重為4.15%，排名世界第一。政府該花的錢沒少花，但始終看不到世界級的研究成果和源泉技術，其原因在於政府主導研究事業、分配支援資金的自上而下模式。

李明博政府以基礎科學研究院（IBS）為中心，推動了向取得優秀研究成績的50名科學家、十年間提供每年100億韓元支援的“諾貝爾獎項目”，但被批評為是從根子上摧毀了研究。這是因為，研究者們以領取科研費為目的，紛紛湧向政府事業，喪失了屬於研究生命的自律性和獨創性。最近訪韓的日本文部省所屬的研究戰略開發中心負責人野依良治表示，“如果韓國產生諾貝爾獎獲得者，不會是來自首爾大學、KAIST和浦項工大。”他之所以這麼說，也是上面那個道理。與從事相似研究展開激烈競爭的一流大學相比，反而是從事獨創性研究的地方會產生諾貝爾獎。他的話，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發。

現在基礎科學領域裡，也需要有從“迅速跟進”到“創新突破”的方式轉變。在過去十年的73名諾貝爾獲獎者中，有超過一半的48人是因他們在二三十歲時完成的科研成就而獲獎。對於基礎研究，政府不應考慮任期，應提供長久的支援。

獲得2001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劍橋大學名譽教授蒂姆‧亨特曾經說過：“諾貝爾獎，是在連是否存在都不知道的領域裡產生的。”自1911年創立以來曾誕生32名諾獎獲得者、有“諾貝爾獎士官學校”之稱的德國馬克斯弗朗克研究所的經營箴言是“只提供支援，不進行干涉”。政府必須放棄“諾貝爾焦慮症”，才能快步走近諾貝爾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