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在世界職業棒球大賽第九局，以‘適時打’讓全隊反敗為勝的擊球員。這是所有棒球選手夢寐以求的結果，但不是所有選手都能有這種機會。當然，如果你不是職業選手，就根本沒有機會。韓國科學已經具備了‘職業選手’資格。只是在等‘本壘打’那樣的歷史巧合(accident of history)而已”。24日上午11點，在首爾城東區漢陽大學自然科學館，滿面春風的美國教授講解了核糖核酸幹擾(RNA interference)理論，而100多名學生正在聚精會神地聽教授的講解。站在講臺上的這位，就是美國斯坦福醫學院病理學和遺傳學教授安德魯•紮卡裏•法厄（50歲）。
2006年，在真核生物中發現RNA幹擾現象，證明瞭雙鏈RNA能高效特異性地阻斷相應基因的表達—法厄將此稱為RNAi（RNA interference），而共同獲得200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之前人們認為，RNA只能作為傳達DNA資訊的信使，但利用法厄教授的方法，RNA可以提前預防癌細胞等引發疾病的基因。可以說，他找出了新的基因調控方式。
一個小時的演講結束後，他驚訝地說：“這裏有很多改變世界的人才。我連一句韓語都不會，但他們的英語卻很棒。”因為教育科學技術部推進的WCU專案，漢陽大學聘請法厄教授為首席教授，所以法厄教授22日來到韓國。
在漢陽大學做四次演講和討論式教學、與漢陽大學安株洪（音譯）教授共同開設研究室等，忙完一周後，28日將飛回美國。接著，10月將再次訪問韓國。
安德魯•法厄19歲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24歲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MIT)，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
―聽說你常常跳級，從小是不是就有很多人說你是天才？
“我小時候是一個貪玩的學生。不過尤其喜歡看書，除科學書籍外，還看過很多科學幻想(SF)小說。而且還喜歡在浴缸裏做實驗，雖然常常失敗，但我卻樂在其中。我最喜歡的科目是數學。當時，我朋友的父親是電腦公司職員，因此也有了接觸電腦的機會。還通過電腦培養了我的邏輯思維”。
―上學時，受過課外輔導嗎？
“從小學到大學，我上的都是國立大學。沒有接受私立學校的課外輔導。不過放學後，曾接受過數學教師的輔導，因此才有能力跳級、更早考上大學。”
―在韓國，最近流行英才教育。你覺得有必要對英才們實行特別教育嗎？
“學生們可以更進一步學習自己感興趣的領域，可以說是給學生提供的好的條件。在美國，每個地區的英才教育方式不同。例如，巴爾的摩縣校區專門開設了科學高中，只招收對數學、科學有專長的學生。這就是所謂的‘選擇和集中式’教學方法。相反，其他卻提倡水準不同的學生聚在一起同時接受平等教育的教育方法。至於哪一種方法更有效，那就得看該地區的社會條件了。”
―在韓國，自己的孩子一旦學習優秀，家長們就希望他們能成為醫生、法官、檢察官。你的父母是不是也曾建議你從事其他的行業。
“小時候，我很喜歡音樂，也說過長大了想成為大提琴手。此時，父母勸我說，音樂家生涯很艱苦。不過我要從事數學或生活學研究時，他們卻沒有反對，還鼓勵我呢。”
―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你的專業是數學，但為何到MIT大學院就換了專業，選擇生物學了呢？
“小時候，我喜歡用數學工具描述客觀世界。而且也有可能是因為年紀小，上大學時才選擇了數學專業。當一個人長大以後，就會領悟到只用一種學問無法維持生活。因此夢想成為科學家的人會改行做工程師。考進大學時我還小，還不知道這些道理。
不過至今，我仍覺得數學很偉大。你若不是專業的數學家，就會有很多難以理解的問題。而且要想利用數學發現幫助人類，就得花費相當長的時間。而且除了天才學者外，也很難在數學領域有新發現。而生物學卻直接與疾病治療研究有關，因此能在短時間內，對人類作出貢獻。
而且通過人類的參與，生物學有了巨大的進展。雖說生物學者們做不同研究，但其實這些都屬於同一命脈。我上大學院時，碰巧在生物學領域有了新發現，這直接影響了我的志向，讓我選擇了生物系”。
―最近在韓國，出現學生逃避理工科的現象，並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選擇理工科的學生都集中到醫科大學。甚至進入醫科大學的學生不想做研究，只想當醫生。身為生物學家，你對該現象有什麼看法？
“接受治療患者的教育也像科學研究一樣，非常重要。因此他們想當醫生的話，也不能強迫他們做研究，或者強迫那些要做研究的學生當一名醫生。不過，如果學生是因為社會條件才選擇了醫科大學，那麼這就成了要解決的問題。
為此而煩惱的學生可以直接諮詢領域從事者。我想說‘5年、10年後，如果沒有基礎科學實力，就絕對不能成為優秀的醫生’”。
―大家都說，應該選一個符合自己素質和專長的專業。那通過什麼方法，能瞭解自己的素質和專長呢？
“如果我知道，現在應該是一個大富翁。因為告訴別人方法時，順便可以收費。我覺得最重要的應該就是‘把握每一個機會’，而且還要傾聽自己的心聲。即使你選好路前進時，也會面臨意料之外的障礙和困難。
此時作出的選擇可以決定你的命運。一般在事業或學問中有所成就人容易適應變化(adjustment)。要經常反問自己‘我現在走的路是否正確，會不會有更好的路’。因此在教學中，培養學生變通能力也十分重要。”
―你年輕時就已經榮獲諾貝爾獎。小時候，有沒有想過長大後要獲得諾貝爾獎？對你而言，諾貝爾獎有什麼意義？
“我做研究並不是為了諾貝爾獎。1998年首次在《自然》雜誌發表論文時，連想都沒想過諾貝爾獎。反而覺得擔憂，自己發表的內容會不會有問題。不過論文發表後，經過其他學者的不斷研究，我們的論文價值日益劇增。
我的研究能得到專家認可，我當然高興。我覺得諾貝爾獎是一個意外收穫。榮獲諾貝爾獎前後，我要做的只有苦心鑽研。”
―韓國也想培養理工界諾貝爾獎獲得者。你覺得韓國怎樣才能實現目標呢？
“韓國的科學水準相當高。已有很多學者為科學發展作出了貢獻，而且學生們熱情洋溢，一定會有美好的未來。韓國已經具備了榮譽諾貝爾獎的資格，只不過還沒有出現歷史巧合而已。
20世紀90年代，我在MIT結實了一位優秀的韓國學生。當時在韓國鑽研一門科學就是挑戰。不僅在韓國，在大部分國家科學研究都是挑戰。那些學生在美國一直從事研究工作，他們還對美國科學發展作出了貢獻。據說，現在回國的留學生增多了。因此韓國科學也會有進一步發展。”
―我覺得你應該也會對幹細胞感興趣。在美國，奧巴馬行政部也會全力支持幹細胞研究。而且韓國也有了再研究的動靜。不知你有什麼看法？
“幹細胞並不是生物學唯一的研究，它只不過是生物學研究的一個領域。科學界一旦開始新研究，人們就會開始興奮並對研究成果拭目以待。不過目前很難預測幹細胞的研究成果。而且人們認為幹細胞是治療糖尿病、帕金森病（又稱震顫麻痹）、癌症的‘萬病通治藥’，但其實並非如此。
因為幹細胞一旦進入人體內，有可能會成為癌細胞。而且幹細胞研究關係到社會、倫理問題，這一點還得達成相關協定。不要誤認為幹細胞能解決所有問題。”
―在你的一生中，最有價值的是什麼？而且對你的兒女有什麼期待？
“不只一個，保持研究的平衡、取長補短，這就是我追求的。5年前，我轉入斯坦福大學後，與醫科大學一起進行了不少共同研究。希望該研究能幫助同僚，也能幫助整個人類。
我希望我的孩子們也能找出自己擅長的領域，並且能利用專長維持生活。而且我也會全力支援他們”。
黃奎仁 kini@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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