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左派經濟學家禹錫勛（音譯）博士向文在寅總統發送了公開書信。其內容是，政府應該停止作為“韓國型新政”壹部分提出的“推進遠程醫療”。遠程醫療會引發醫療民營化，是進步陣營長久以來的反對論據。因此，禹博士的主張在預想範圍之內。個人關註的，正是這壹點。
“認為應該寫這封信，是因為2012年喊著‘醫療保險上限制’的文在寅和‘韓國型新政’中包含‘非面對面診療’的文在寅是同壹人嗎？不是因為這壹內在的矛盾。是因為更加現實的、政治上的危機意識。現在的非面對面診療，可能將是燭光集會之後政府層面遭遇的第壹次危機。影響會很大。哪怕只是壹小會兒，來回顧壹下我們曾經因‘醫療公共性’而苦惱的瞬間吧。”
有時候，和共享過去的人壹起面對未來會更加困難。禹博士壹起參加了文總統舉行的兩次大選。盧武鉉政權時期也是這樣。當時向伊拉克派兵和簽訂韓美自由貿易協定是導致支持層脫離的決定性契機。但是，如果沒有認為會導致韓國經濟隸屬化的韓美自貿協定，韓國制造業維持雇傭的功能還能堅持多久還是個疑問。美國後來以“協定對韓國單方面有利”為由要求修改時，壹直極力反對自貿協定的人們閉口不談。
病毒大流行之所以改變歷史潮流，是因為可以與過去隔絕。統計廳今年第壹季度的家庭動向調查顯示，因下位20%的勞動所得（工資等）的所得不平均進壹步擴大，但責任全部被歸於新冠疫情。因收入主導增長（政策）而變得虛弱的低收入層的基底疾病，連提都沒提。屬於小工商者的個體戶的沒落、制造業的體力下降，都歸咎於傳染病。
既然都用新冠疫情認罪而獲得了免罪符，就應重新出發。雖然還不能確定其開始是否就是韓國型新政，但要真正做到這壹點，還需要與過去訣別。眾所周知，大蕭條時期美國的新政只是釋放銀根的擴大財政政策，但實際上新政是以制度和價值觀的大轉變為前提的。當時美國承認了勞動者的團結權、團體交涉權，實施了最低工資、最高勞動時間制度。現代美國的福利制度大多建立於那個時候，這麽說也不過分。資本的既得利益性反抗在此後因世界大戰爆發而引起的需求暴增而平息。
無論方向如何，如果韓國型新政不構建可以接受變化的社會框架，就很難邁出步伐。遠程醫療乍壹看似乎是醫療界最反對的，但從根本上說，認為醫療公共性的進步價值遭到破壞的執政圈支持層的反對是最大的障礙。雖然表面上是環境部和國土部反對旨在吸引進出海外的企業再次回歸而放寬首都圈進駐限制的“回巢”支持方案，但關鍵是如何說服與政府共享哲學的國家均衡發展論者。
青瓦臺有壹種說法，說文在寅總統的過去3年是太宗，希望剩下的2年是世宗。太宗之所以能夠具備朝鮮的框架、準備了世宗時代，是因為他處決了四個舅子，還鏟除了親信李叔蕃，瓦解了功臣集團。就是要解散並非與君王的君臣關系的革命同誌勢力，開啟新時代。變化和革新如果不能擺脫過去，就不可能實現。新政也壹樣。
高基正記者 koh@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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