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于1993年在驻日本大使馆工作时，曾干预过河野谈话发表的交涉。通过此次谈话，日本政府大体上承认并致歉受害女性们被日本军强行拉去的事实。尽管如此，经过了20年的时间到了今天，我们民族心底的痛楚未能得到痊愈，因为日本右翼派的否认慰安妇制度的强制性发言而损毁奶奶们名誉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也实在是让人感到难过。
受害者和市民团体对日本的要求为①查明真相（承认为国家责任）②政府的正式道歉③对违法行为的赔偿。对此日本政府的立场为查明真相以河野谈话展开过，赔偿问题为根据1965年韩日间签署的请求权协定已经得到了解决。日本由此表示，与赔偿问题无关，始于人道主义坚持下，1995年通过亚洲女性基金谋求过解决问题，但因韩国等的反抗而被迫中断。
笔者最近有幸与精通韩日关系的前任外交官、学者、言论家见过面，他们对慰安妇问题的关注和见解有以下三点。
第一，在日本国内，觉得关于慰安妇制度真相的理解非常缺乏。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连韩国问题的专家也把事件看做是当时公娼制度或人身买卖惯例的延长线。
第二，我国的立场为慰安妇问题因被害者的证言而推迟了一段时间才成为表面化，为此这些就不属于请求权协定交涉的对象，但与韩国的好感度无关，所有人士们却不同意我国的观点，他们认为日本政府不会有正式容纳赔偿要求的可能性。他们担心的是，如果承认请求权协定的例外，那将有可能还会提出其它过去的历史问题，而最近我国裁判部的强制征用受害补偿判决，也成为了垫底他们主张的根据。特别是，外交官们对日本国民在亚洲女性基金募捐了6亿日元，再加上从政府预算里也支出了48亿日元，但仍没有得到评价一事带来了相当大的无助感。
第三，赔偿要求一旦被接纳，日本就很难再否认历史的真实。因此,赔偿要求反而让日本对事实关系承认的立场变得僵化，还出现了提供否认强制性土壤的负效应。虽然受世界舆论强烈批判的如今潜伏到了水下，但去年年末安倍政权第2次出台后，传出提议修改河野谈话的妄言也可能是随了那种氛围的潮流。
与受害举报与否无关，要想守护所有受害者的名誉，把这个事实遗留为历史的教训，迫在眉睫的是就应该维持‘承认日本的强制性和国家责任’的真相。第1次安倍内阁采取了2007年过去日本政府发现的资料里没有强制性输出的国会答辩书，但这个不能成为否认强制性的根据。就像1993年河野谈话发表当时担任调查负责人的前官方部长官在后日作出的证言，不能一开始就把当时也属于非法的强制动员留下来做文档，即使有过一部分，但那些也应该都在战败后全部销毁。
对研究者持着崇高的敬意。但我认为根据现如今状况，谋求出更有效更有现实性的方法。
不是勉强拿到的赔偿，而是从内心发出的真挚的道歉才是解开奶奶们心中的怨恨，并且造就韩日之间和解之路的道路。特别是让日本的后世代们了解到我们为什么如此的愤怒，将来才能会拉近一点两国国民的历史认知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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