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第九局，以‘适时打’让全队反败为胜的击球员。这是所有棒球选手梦寐以求的结果，但不是所有选手都能有这种机会。当然，如果你不是职业选手，就根本没有机会。韩国科学已经具备了‘职业选手’资格。只是在等‘本垒打’那样的历史巧合(accident of history)而已”。24日上午11点，在首尔城东区汉阳大学自然科学馆，满面春风的美国教授讲解了核糖核酸干扰(RNA interference)理论，而100多名学生正在聚精会神地听教授的讲解。站在讲台上的这位，就是美国斯坦福医学院病理学和遗传学教授安德鲁•扎卡里•法厄（50岁）。
2006年，在真核生物中发现RNA干扰现象，证明了双链RNA能高效特异性地阻断相应基因的表达—法厄将此称为RNAi（RNA interference），而共同获得20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人们认为，RNA只能作为传达DNA信息的信使，但利用法厄教授的方法，RNA可以提前预防癌细胞等引发疾病的基因。可以说，他找出了新的基因调控方式。
一个小时的演讲结束后，他惊讶地说：“这里有很多改变世界的人才。我连一句韩语都不会，但他们的英语却很棒。”因为教育科学技术部推进的WCU项目，汉阳大学聘请法厄教授为首席教授，所以法厄教授22日来到韩国。
在汉阳大学做四次演讲和讨论式教学、与汉阳大学安株洪（音译）教授共同开设研究室等，忙完一周后，28日将飞回美国。接着，10月将再次访问韩国。
安德鲁•法厄19岁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4岁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
―听说你常常跳级，从小是不是就有很多人说你是天才？
“我小时候是一个贪玩的学生。不过尤其喜欢看书，除科学书籍外，还看过很多科学幻想(SF)小说。而且还喜欢在浴缸里做实验，虽然常常失败，但我却乐在其中。我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当时，我朋友的父亲是计算机公司职员，因此也有了接触计算机的机会。还通过计算机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
―上学时，受过课外辅导吗？
“从小学到大学，我上的都是国立大学。没有接受私立学校的课外辅导。不过放学后，曾接受过数学教师的辅导，因此才有能力跳级、更早考上大学。”
―在韩国，最近流行英才教育。你觉得有必要对英才们实行特别教育吗？
“学生们可以更进一步学习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可以说是给学生提供的好的条件。在美国，每个地区的英才教育方式不同。例如，巴尔的摩县校区专门开设了科学高中，只招收对数学、科学有专长的学生。这就是所谓的‘选择和集中式’教学方法。相反，其它却提倡水平不同的学生聚在一起同时接受平等教育的教育方法。至于哪一种方法更有效，那就得看该地区的社会条件了。”
―在韩国，自己的孩子一旦学习优秀，家长们就希望他们能成为医生、法官、检察官。你的父母是不是也曾建议你从事其它的行业。
“小时候，我很喜欢音乐，也说过长大了想成为大提琴手。此时，父母劝我说，音乐家生涯很艰苦。不过我要从事数学或生活学研究时，他们却没有反对，还鼓励我呢。”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你的专业是数学，但为何到MIT大学院就换了专业，选择生物学了呢？
“小时候，我喜欢用数学工具描述客观世界。而且也有可能是因为年纪小，上大学时才选择了数学专业。当一个人长大以后，就会领悟到只用一种学问无法维持生活。因此梦想成为科学家的人会改行做工程师。考进大学时我还小，还不知道这些道理。
不过至今，我仍觉得数学很伟大。你若不是专业的数学家，就会有很多难以理解的问题。而且要想利用数学发现帮助人类，就得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而且除了天才学者外，也很难在数学领域有新发现。而生物学却直接与疾病治疗研究有关，因此能在短时间内，对人类作出贡献。
而且通过人类的参与，生物学有了巨大的进展。虽说生物学者们做不同研究，但其实这些都属于同一命脉。我上大学院时，碰巧在生物学领域有了新发现，这直接影响了我的志向，让我选择了生物系”。
―最近在韩国，出现学生逃避理工科的现象，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选择理工科的学生都集中到医科大学。甚至进入医科大学的学生不想做研究，只想当医生。身为生物学家，你对该现象有什么看法？
“接受治疗患者的教育也像科学研究一样，非常重要。因此他们想当医生的话，也不能强迫他们做研究，或者强迫那些要做研究的学生当一名医生。不过，如果学生是因为社会条件才选择了医科大学，那么这就成了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而烦恼的学生可以直接咨询领域从事者。我想说‘5年、10年后，如果没有基础科学实力，就绝对不能成为优秀的医生’”。
―大家都说，应该选一个符合自己素质和专长的专业。那通过什么方法，能了解自己的素质和专长呢？
“如果我知道，现在应该是一个大富翁。因为告诉别人方法时，顺便可以收费。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把握每一个机会’，而且还要倾听自己的心声。即使你选好路前进时，也会面临意料之外的障碍和困难。
此时作出的选择可以决定你的命运。一般在事业或学问中有所成就人容易适应变化(adjustment)。要经常反问自己‘我现在走的路是否正确，会不会有更好的路’。因此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变通能力也十分重要。”
―你年轻时就已经荣获诺贝尔奖。小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后要获得诺贝尔奖？对你而言，诺贝尔奖有什么意义？
“我做研究并不是为了诺贝尔奖。1998年首次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时，连想都没想过诺贝尔奖。反而觉得担忧，自己发表的内容会不会有问题。不过论文发表后，经过其它学者的不断研究，我们的论文价值日益剧增。
我的研究能得到专家认可，我当然高兴。我觉得诺贝尔奖是一个意外收获。荣获诺贝尔奖前后，我要做的只有苦心钻研。”
―韩国也想培养理工界诺贝尔奖获得者。你觉得韩国怎样才能实现目标呢？
“韩国的科学水平相当高。已有很多学者为科学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学生们热情洋溢，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韩国已经具备了荣誉诺贝尔奖的资格，只不过还没有出现历史巧合而已。
20世纪90年代，我在MIT结实了一位优秀的韩国学生。当时在韩国钻研一门科学就是挑战。不仅在韩国，在大部分国家科学研究都是挑战。那些学生在美国一直从事研究工作，他们还对美国科学发展作出了贡献。据说，现在回国的留学生增多了。因此韩国科学也会有进一步发展。”
―我觉得你应该也会对干细胞感兴趣。在美国，奥巴马行政部也会全力支持干细胞研究。而且韩国也有了再研究的动静。不知你有什么看法？
“干细胞并不是生物学唯一的研究，它只不过是生物学研究的一个领域。科学界一旦开始新研究，人们就会开始兴奋并对研究成果拭目以待。不过目前很难预测干细胞的研究成果。而且人们认为干细胞是治疗糖尿病、帕金森病（又称震颤麻痹）、癌症的‘万病通治药’，但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干细胞一旦进入人体内，有可能会成为癌细胞。而且干细胞研究关系到社会、伦理问题，这一点还得达成相关协议。不要误认为干细胞能解决所有问题。”
―在你的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而且对你的儿女有什么期待？
“不只一个，保持研究的平衡、取长补短，这就是我追求的。5年前，我转入斯坦福大学后，与医科大学一起进行了不少共同研究。希望该研究能帮助同僚，也能帮助整个人类。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也能找出自己擅长的领域，并且能利用专长维持生活。而且我也会全力支持他们”。
黄奎仁 kini@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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