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国家情报院发表说，直到金大中政府末期的2002年3月为止，国家情报院一直实施了非法窃听、监听，还窃听了手机。对于国家情报院来说，这是痛苦的“告解圣事”。
国家情报机构的负责人表明相关机构的窃听事实，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但是对于这样的告解圣事，无法令人全部相信，因为存在着太多的疑问。
▽现在没有窃听了吗=暴露了金泳三政府时期国家安全企划部（现国家情报院）的非法窃听组织米林组的实体的前国家情报院职员金基三（音译，40岁）5日表示：“对于国家情报院发表的非法窃听只实施到了2002年3月为止，无法相信。”
金基三具体提出了此后也进行了窃听的事例。
如，大国家党议员郑亨根在2002年9月24日国会政务委员会的金融监督委员会国政监查上，公开了韩华集团副总裁金然培和目前滞留在国外的总裁金升渊在2002年5月份通过国际长途电话进行的部分谈话内容。
郑亨根主张说：“这是只有国家情报院的部分高层干部才能阅览的内容。”该文件在政治圈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金基三称：“据我所知，当年10月，国家情报院废除了原本负责窃听、监听业务的国内次长下属的科学保安局。”并反问道：“那国家情报院宣布已经停止了窃听业务以后的含有对话内容的窃听文件，又是怎么回事。”
有在国家情报院工作过的经历的其他人的反应也大体相似。
就是说，对于虽然非法，但却最有效的情报收集方法——窃听，任何情报机构都很难轻易放弃。即使上级没有指示，下属职员为收集情报，完全会进行非法窃听。
还有人指出，作为“情报收集不可避免的社会恶”的窃听，不仅是国家情报院，在警方或军队等其他机构，也不排除实施的可能性。
▽ 窃听资料已经全部销毁了吗=对于过去情报机构实施的广泛的窃听资料到底还剩下多少，是个疑问。
国家情报院当天表示：“1995年9月以前的资料，是用普通录音机的盘式录音带，此后的资料是用PC文件来储存的。”并强调说：“在1个月后销毁了盘式录音带和PC文件，因此没有剩下的资料。”
但是关于前米林组组长孔运泳（58岁）的情况，安全企划部也一直以为已经全部销毁，但事实证明那不过是“期待”而已。
尤其是PC文件，由于不论何时，都可以轻松复制和传达，因此泄漏的可能性也同样很大。非法窃听业务通常不是在国家情报院总部，而是在首尔市内主要安全的地方，由小规模窃听组来进行，这也令资料泄漏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1997年和2002年大选当时，国家情报院的职员试图与朝野党候选人“拉关系”，让实际上资料已被泄漏的主张变得更加有份量。
1997年大选当时，泄漏内部资料，交给某候选人的A某和在2002年大选上，与特定候选人拉关系的B某等人的事例，在国家情报院无人不知、不人不晓。
前国家情报院职员表示：“由于是非法窃听，因此事实上没有对资料处理的规定。”并称：“因此现在将非法窃听内容一一全部掌握，根本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在预算和组织被蒙上一层面纱的情报机构的特性方面，掌握非法的窃听内容和资料泄漏，在原则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互交织的主张=国家情报院发表的中间调查结果和事件相关人士的陈述不一致，也是以后需要通过检察机关的调查来查明的部分。
国家情报院称，前国家情报院院长千容宅对当时的监查室长李根茂（音译，60岁）下达回收非法窃听录音带的指示是在1999年11月下旬。
但是前室长李根茂称：“在1999年夏天，得到了上级下达的对窃听文件进行了解的指示。”两种说法足足存在2、3个月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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