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75周年光复节祝词，文在寅总统向日本方面传达了所有软硬信息。他正面提到了韩国大法院做出的个人“非法行为赔偿请求权”并未消失的判决，并表示“韩国政府已经做好了随时与日本政府面对面坐下来的准备”。此外，他还表示愿意就“尊重司法部的判断，并能够让受害者同意的圆满解决对策”进行磋商。
但是，解决征用工（强制征用劳动者）问题并非易事。韩国政府虽然提出“三权分立”，使韩国政府不介入司法部的行为正当化，但日本政府一直警惕韩国司法部和政府联手破坏《韩日请求权协定》。如果认为《韩日请求权协定》这一“1965年体制”的核心部分受到了侵害，那么将采取包括召回日本驻韩大使在内的所有对抗手段（报复措施）。如果这样，韩国方面也将采取对抗措施，韩日关系将陷入最恶劣的状态。
征用问题成为司法问题的争论焦点后，变得非常难解决。再加上日本政府将此与出口管理问题政治联系起来进行了反击。如果陷入双重困境，目前磋商本身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韩日两国中不可能有大幅让步的解决方法，因此双方只能退一步，发现某种智慧或偏方。
让我们以东北亚为中心，思考一下破局后的外交吧。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事态的严重性。
第一，韩日外交将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后，即世界政治的重组期进行。换句话说，韩日没有共同的战略和外交政策，不能不对新时代进行个别应对。不，说不定反而会成为对方的绊脚石。
韩日两国应该面对的问题是美中对立转变为“体制竞争”的严重事态。无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连任，还是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其方向都一样。即使不是类似美苏冷战等的军事霸权斗争，也将是美中两国在技术或市场等战略领域进行脱钩，并强迫同盟国在两个国家中做出选择。
这一征兆已经在信息技术尖端领域具体化。本月13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使用中国通信企业华为和ZTE等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列入美国政府机构禁止交易目录。同盟国也禁止中国信息技术设备及服务。中国大陆从韩国和台湾进口半导体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由于这一领域可能成为最初的战场，韩国企业可能也充分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文在寅政府非常关心的朝美谈判和南北对话也很难顺利进展。正如朝鲜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最近的谈话所显示的那样，朝鲜并不认为第一、二次朝美首脑会谈取得了成功。即，即使特朗普再次当选，除非事先确认“美国的重大态度变化（接受阶段性无核化）”后，否则无法举行下一次首脑会谈。如果强行举行会谈再次失败，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威信将会失去而无法恢复。
如果拜登当选为总统，当然会试图全面重新检讨对朝政策。即使不回归到奥巴马前政府时期的“战略忍耐”，对朝鲜的接触政策也会发生更深刻的变化。这样一来，朝鲜的谈判欲望也会进一步减少。如果朝美关系没有进展，朝鲜也许会失去南北对话的欲望，选择增加对华依赖的道路。
文在寅总统即使试图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朝柔和，金正恩委员长也会坚持自力更生，尽量减少对韩国的经济依赖。因为从长期来看，朝鲜最警戒的就是经济上依赖韩国。韩国虽然可以通过中国摸索对朝政策，但就之前提到的“中美脱钩”问题，将强烈刺激美国。
韩国和日本是共享基本目标和利益的先进的“中间力量”。以美中对立为前提，夹缝中的两国共享外交战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使存在历史认识、民族主义、领导力的对立，也要将其控制在最小限度。以11月为目标推进的韩中日首脑会议（在韩国召开）有可能成为最后的机会。
东京=常驻记者 朴亨俊 lovesong@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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