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是价值的转变

　 上周，左派经济学家禹锡勋（音译）博士向文在寅总统发送了公开书信。其内容是，政府应该停止作为“韩国型新政”一部分提出的“推进远程医疗”。远程医疗会引发医疗民营化，是进步阵营长久以来的反对论据。因此，禹博士的主张在预想范围之内。个人关注的，正是这一点。

　“认为应该写这封信，是因为2012年喊着‘医疗保险上限制’的文在寅和‘韩国型新政’中包含‘非面对面诊疗’的文在寅是同一人吗？不是因为这一内在的矛盾。是因为更加现实的、政治上的危机意识。现在的非面对面诊疗，可能将是烛光集会之后政府层面遭遇的第一次危机。影响会很大。哪怕只是一小会儿，来回顾一下我们曾经因‘医疗公共性’而苦恼的瞬间吧。”

　有时候，和共享过去的人一起面对未来会更加困难。禹博士一起参加了文总统举行的两次大选。卢武铉政权时期也是这样。当时向伊拉克派兵和签订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导致支持层脱离的决定性契机。但是，如果没有认为会导致韩国经济隶属化的韩美自贸协定，韩国制造业维持雇佣的功能还能坚持多久还是个疑问。美国后来以“协定对韩国单方面有利”为由要求修改时，一直极力反对自贸协定的人们闭口不谈。

　病毒大流行之所以改变历史潮流，是因为可以与过去隔绝。统计厅今年第一季度的家庭动向调查显示，因下位20%的劳动所得（工资等）的所得不平均进一步扩大，但责任全部被归于新冠疫情。因收入主导增长（政策）而变得虚弱的低收入层的基底疾病，连提都没提。属于小工商者的个体户的没落、制造业的体力下降，都归咎于传染病。

　既然都用新冠疫情认罪而获得了免罪符，就应重新出发。虽然还不能确定其开始是否就是韩国型新政，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与过去诀别。众所周知，大萧条时期美国的新政只是释放银根的扩大财政政策，但实际上新政是以制度和价值观的大转变为前提的。当时美国承认了劳动者的团结权、团体交涉权，实施了最低工资、最高劳动时间制度。现代美国的福利制度大多建立于那个时候，这么说也不过分。资本的既得利益性反抗在此后因世界大战爆发而引起的需求暴增而平息。

　无论方向如何，如果韩国型新政不构建可以接受变化的社会框架，就很难迈出步伐。远程医疗乍一看似乎是医疗界最反对的，但从根本上说，认为医疗公共性的进步价值遭到破坏的执政圈支持层的反对是最大的障碍。虽然表面上是环境部和国土部反对旨在吸引进出海外的企业再次回归而放宽首都圈进驻限制的“回巢”支持方案，但关键是如何说服与政府共享哲学的国家均衡发展论者。

　青瓦台有一种说法，说文在寅总统的过去3年是太宗，希望剩下的2年是世宗。太宗之所以能够具备朝鲜的框架、准备了世宗时代，是因为他处决了四个舅子，还铲除了亲信李叔蕃，瓦解了功臣集团。就是要解散并非与君王的君臣关系的革命同志势力，开启新时代。变化和革新如果不能摆脱过去，就不可能实现。新政也一样。